“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闭幕总结

刘海峰　　

各位代表、各位同事：

　　大家好！经过两天半的研讨，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很快就要结束了。根据会议安排，由我来作一简短的总结。

　　我们这次会议，共有85位代表与会，提交了60篇论文。大家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使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此，我谨代表会议的主办方，向各位与会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交流能开阔我们的眼界，研讨可激活我们的思维。此次会议，再度为大家提供了一次交流研讨科举研究心得的机会。会议期间，研讨热烈，学术气氛浓厚。尽管许多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本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大家都能从研讨中获益。我就感到会议开得比预想的还更好。而这次会议能够成功举办，是与上海嘉定区的领导，特别是广电局的领导，以及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的领导和全体馆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嘉定博物馆的人士，尤其是原副馆长郭正明先生和馆员刘楚邕老师，在10多年前就开始收集整理科举文物，举办中国科举文物展。后来的同仁继续扩大收藏，克服困难，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科举博物馆。昨天大家去科举博物馆看了以后，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物馆为我们这些主要依据文献来研究科举学的学者提供了直观的实物，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现在中国有好几个地方建立了状元博物馆或状元文化博物馆，有地方也已建立了小规模的科举博物馆或想建科举博物馆，但真正的科举文物收藏还是很难达到嘉定的程度，有些地方虽然愿意投入大量财力，但由于科举文物不足，一时也无法建起科举博物馆。对嘉定区、广电局领导及博物馆领导的远见卓识，以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我们怀有十分的敬意。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学术在研讨中得到深化，观点在琢磨中得到升华。大家相互切磋，一些思想在碰撞中闪现，而不同学科的学者会聚一堂，有利于相互促进。我在《科举学导论》一书自序中曾说，以往的科举研究一般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界都有不少科举研究成果。各学科多侧重各自专门史的贯通或断代科举的探讨，虽然专精，但较少兴趣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科举研究，相对缺少会通。而科举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如果只从某一种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科举学则尝试用一种新的格局、新的构架来统合科举研究。从多学科的视野，对科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就像根据原先不同侧面拍摄的平面图像，重构出一尊立体的雕塑。

　　研讨会使过去各自为战很少往来的各学科的科举学者聚集在一起，可以互通信息，了解学术动态。就我自己而言，便有许多收获。例如，经黄强教授介绍，我才得知，最近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陈文新教授正在组织一套20本左右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这是一个很大的科举文化研究与出版工程，包括《历代律赋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五种》、《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四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校注》、《钦定学政全书点校》、《七代正史选举志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四书大全校注》、《历代贡举志五种》、《游戏八股集成》、《中国科举史事编年》、《历代状元史料汇编》、《历代特科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这套丛刊工作的正式启动，也是科举学的一件大事，若按计划完成，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自科举百年祭之后，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科举学有六大工程：龚延明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李世愉先生主持的《清史•科举志》、杨学为先生主持的《中国科举图录》、陈文新先生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我自己主编的《科举学丛书》（包含科举学译著）、天一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些工作量巨大的计划都已启动或获得进展，陆续完成后，必将推动科举学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与去年“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这次会上又有多位代表建议成立科举学研究会。首先，应该感谢这些热心的代表。其实，嘉定区广电局和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的领导已经作过这方面的尝试，只是由于目前对成立社团有诸多的限制，看看上海地区是否能争取先成立二级学会。就全国而言，目前不仅可能性不大，而且也没有迫切性。现在我们这样年年举办学术研讨会，大家志同道合，以文会友，只要有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实际上便起到了类似学会的作用，而且大家和衷共济，可以避免不和谐的现象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世愉先生已明确，2007年由他们所与黑龙江大学共同主办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初步定在2007年7月上旬在哈尔滨举行。我们今次会议可以看成是以科举文化为主题的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已计划在2008年举办以“科举与儒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么便是第四届。第五届将于2009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正像李弘祺先生去年所说的，很期待这样的学术会议能每两、三年就开一次。今后我们还计划每年一届开下去，其中每隔一、两年为国际会议，为全国和海内外学者搭建一个对话与研讨的平台。由于科举学是一个与中国几乎所有地区和传统文化领域所有学科都相关的学问，因此每年都会有合适的单位愿意来举办。过些年，我们厦门大学也将再度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年会。

　　这次与会的代表，以历史学、教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的学者为多。其实，还有不少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哲学界和文博界的学者研究科举学，因为限于会议规模，没有广泛邀请与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末代探花商衍鎏先生的嫡孙、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商志香覃 教授与会，为会议增色不少。他不仅介绍了清代科举中有关录取进士的若干问题，而且捐献多件珍贵科举文物给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并计划捐款设立“商衍鎏科举研究奖”基金，奖励科举学领域成果卓著的青年学者。为此，我们对商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与谢意。

　　在开幕式上，我很荣幸被正式聘为“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我的身份是双重的，作为名誉馆长，我很感谢博物馆的同事，他们十分辛苦，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付出了许多劳动。有的人说我该给他们发劳务补贴，我也答应要发给补贴，可惜只是“名誉补贴”。作为联合主办方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和参加会议的一名学者，我在此也代表全体与会学者，向嘉定区及其广电局领导，向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全体馆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总之，尽管科举制有诸多的局限和弊端，它仍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发明。我们将力图把中国的科举研究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无愧于发明这种独特考试制度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最后，祝各位代表一切顺利。谢谢大家！

　　　　　　　　　　　　　　　　　　　　　　　　　　　　　　　　　　　　　　　　200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