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其影响波及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并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科举废止一百周年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刻，总结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科举制度的废止与科举学的发展，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为现实考试制度提供历史借鉴，是海内外科举研究学者的共同使命。为了实现这一宗旨，2005年9月2-4日，在中国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考试研究》编辑部、《湖北招生考试》杂志社和《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协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这次会议吸引了包括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巴西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大会共收到论文125篇。会议研讨的主要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纪念中国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周年
      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达1300年。废止之后，“盖棺尚未论定”，争论仍在继续，不但国内研究从未停止，国外也有众多学者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深有研究。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如何评价科举制度废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对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中心名誉主任潘懋元教授认为“科举制度被废止的历史事实证明，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但不等于科举制度没有历史价值和某些至今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教育遗产。在百年纪念日召开这次研讨会，不是为中国科举制度唱挽歌，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制度的功过是非，在总体否定中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浙江教育厅原厅长缪进鸿教授援引潘光旦先生的话指出，“过渡时期往往是一个反抗旧制度旧文物的时期，也往往是进取性迷蒙了理解力的时期”，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存在许多腐败落后的东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秘密武器”之一正是遴选人才的国家考试制度。因此，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应该摈弃“新”即为“进步”、“旧”即为“落后”的简单思维，建立吸取我国以往和西方近现代的经验，建立现代化的遴选人才制度，并通过这种有效的人文选择的途径，把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逐步重新整顿起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仅是考试制度的废除，还包括士阶层的价值观等多方面的观念与制度的变革。科举制度是多层面的，对科举制度的理解也应是多层面的，对废除科举制度后的影响与评价也应是多层面的。纽约市立大学暨台湾大学的李弘祺教授从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地域社会与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试制度对世界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比较全方位的考察，并提出了“权威人格”的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与讨论。针对当前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的现象，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认为，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这一论断为重评科举制度确立基本立场，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
      对此，如何评价科举制度的功过，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科举制不仅传播儒家思想，培养庞大的“士”阶层，还使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对加强社会安定、民族融合、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流动等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华民族对认为文明的伟大贡献。但也有研究者指出，科举经过千年运作，将这一制度的两端即上至统治阶层和封建政府下及广大士子乃至普通民众卷入其中，成了越来越凝滞的“累人”制度。更有研究者直接提出，科举考试是对人性的摧残，是中华民族缺乏创新性的重要原因，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此外,从科举废除对当时士子与社会的影响的视角重评科举制度是一个重要视角。
      对科举制度千秋功罪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全面而客观地了解与研究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与会者从科举封弥誊录制度、科举与士风、科举制度的形成时间、科举取消的历史、南宋乡饮酒礼、明代科举考试思想、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八旗子弟特权与科举的二难选择、朱熹、吴汝纶与科举等多方面也为我们展现了科举制度研究内容的广博性与丰富性。

      二、科举制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学视角
      科举制度的时空构架十分庞大，它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从科举与政治、科举与社会、科举与文学等独特视角，全面考察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功能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有研究者认为，科举是中国管制史上的巨大进步，对于充分发挥科层行政功能、提高科层效率、对扩展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进而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有研究者指出，科举制在全世界首创了一种通过非暴力政治手段实现安邦治国的政治模式，通过文化方式向社会灌输其政治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宣传、传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政治思想教育途径。
      多数学者认为，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无论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流动，还是从社会习俗、社会心理方面来看，科举的影响都无所不在。日本历史学协会会长、早稻田大学的近藤一成教授提出了“通过对思想的形成与学术的传播、以及对采用了此类思想、学术的地方士人社会的动向进行综合研究”研究视野，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途径。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以宋代的科举与士风为对象，分析了宋代“士习于奔兢，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的现象及其原因，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也有研究者从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宋代科举与舆论的关系以及明清小说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描述考察科举与社会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科举的社会化，实质上是考试和人的价值的中心化。科举考试立兴于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和人的价值实现途径的创新，而衰废于对人的价值认识的偏误和对人的价值实现模式的固化。这一观点也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的讨论。科举考试对人是一种摧残，还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两种观点是否有相容之处，虽然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视角上有不同的看法，但通过讨论，研究者也彼此加深了理解与融合。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孙开键教授从现代测量心理学的角度，认为科举考试有很高的信度，但在效度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欠缺，而在考试公平性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举考试极大的降低了考试中可能的不公平因素，并得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质量是高于很多现代考试的结论，也引人深思。

      三、韩国、越南、日本的科举制与海外的科举学
      科举制度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对周边国家与域外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科举制度的“东渐”、“西传”也是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韩国学者裴淑姬认为，高丽进士吸收宋元的文化和制度，回国后对推动高丽文化的发展和制度的建设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越南社科院的丁克顺研究员从科举的传统、越南科举教育的特点、考试体例与试场组织对越南的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越南科举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严密的规章制度，为各朝代造就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官吏队伍，也为越南形成科举传统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出了贡献。有研究者根据越南汉喃文献，对越南古代书算科作较系统的梳理，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科举制度对越南的影响以及在越南的本土化问题，提供了详细的考证，并为科举制在东进过程中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具体而详细的资料与依据。而日本的科举学、美国的科举学、俄罗斯的科举学、越南的科举学等论文也为我们介绍了国外科举研究的概况与进展，并对日本的科举研究注重文献与实证、强调科举与近代化之间的连续性的风格、美国科举研究关心社会流动与公平等问题、注重实证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色，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也可以为中国的科举学发展提供借鉴。

      四、科举考试、科举教育及对现代的影响
      科举虽然被废止，但是考试仍然在继续，千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考试文化传统仍以潜在形式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包括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自学考试在内的现代考试制度更需要从传统考试制度中吸收营养和精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特别是高考改革进行展开论述。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研究员指出，高考不能重蹈科举的覆辙，必须“与时俱进”；有研究者结合我国考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当前我国重点高校招生名额投放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也有研究者将考试权、考试法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中。此外，由于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如科举对1950年国家考试、文官制度与升学主义影响、科举考试对社会人力资源开发配置的历史贡献与规律性启示、从科举的衰亡中看东南人才等等。
      此外，近10余年间，学术界围绕着科举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广泛的开展起来，关注科举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建设的定位与学术品格，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科举研究的政治视角、文化地理视角、关注科举学与书院学以及各个时期的科举研究的特色也是论文提交的一个热点问题。对此，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研究员指出，“只要社会还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考试就必将存在下去。科举考试理论研究不足，是明清科举制度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加强科举学研究，这不仅包括要加强科举制度方方面面的研究，从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科举制度，而且也应抓住科举与现实考试关系特别紧密的课题进行研究，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在闭幕式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清教授和李弘祺教授都指出：科举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已经屹立于中国学术之林，并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