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毛晓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继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10月27～29日，在上海嘉定举行“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和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文学、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科举文献研究及外国科举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科举文物与科举学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的关系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演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密切相连，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举文化具有多种表现形态，不仅表现为考试选官制度，还涵盖了考试选才观念、科举术语、科举文物、科举习俗等诸多层面。研究科举文化的演变轨迹，有利于加深对传统考试文化的认识，客观评价科举制度。

　　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在大会发言时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即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物品如考卷、考场条例、登科录、乡试录、同年齿录等；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建筑如儒学、贡院、考棚、状元第、进士牌坊等；科举考试的间接物品如匾额、印章、书法、绘画作品等。科举文物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杨学为通过介绍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考察，对科举文物的发现与保护进行了形象的论述。刘海峰《科举民俗与科举学》、黄江平《科举与民俗》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科举文物、科举民俗与科举学的关系。

　　考试答卷是科举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对策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存世状元墨卷，它作为科举文物的价值自然远胜于作为殿试文章的价值。赵铁信《千年科举史 一张状元卷》，简要介绍了这张状元卷的基本形状、内容、馆藏及文物价值。同样围绕这份状元卷，邓洪波针对其存在履历字体的差别和行文中文句不通两处漏洞，撰文《国宝状元殿试卷 价值连城疑有假》，对现在印制流传的该状元卷的真实性或原始性提出质疑。

　　作为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所藏文献尤其是明代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进士试卷等科举文献的学术价值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贺宇红《天一阁藏科举文献的保护与利用》介绍了天一阁的建立与藏书的发展历程，指出经过多年的修补整理之后，天一阁已经在有选择的向有关的科研、学者专家开放，并进行规划影印出版，启动数据化工程，建立科举文献信息数据库，这些都将为科举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

　　与科举有关的墓志铭也属于科举文物的范畴。许友根《〈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利用墓志铭这种特殊的科举文物考补出唐代6名进士、7名明经和4名制科人物；李占伦《〈杨灏墓志〉所折射的科举生态》则利用自称“痴翁”的杨灏的自撰墓志铭，分析了清代康乾时期的科举生态。他们的文章为我们利用科举文物进行科举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二、科举制度史研究

　　制度史研究向来是科举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向来存在多种不同观点。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详细列举了当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重申了自己在科举制度定义方面的学术观点，而在科举制起源问题上则持保留意见。他在大会上有关科举制定义的发言得到了何忠礼的积极回应，但关于科举制起源的观点引起刘海峰、何忠礼等学者的争鸣。

　　何忠礼《略论宋代高宗朝的科举制度》分析了南宋科举制度在承袭北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存在的类省试的出现、流寓试的设置与废止及开科考试时间发展变化，指出舞弊之风盛行与程文空洞萎靡是南宋科举的主要流弊。同样关注于南宋科举考试的发展，钱建状《南宋进士分科考试的政治背景与社会原因》一文认为，诗赋人才的匮乏与政治形势的需要使得南宋政府恢复诗赋取士制度，而在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也同时被保留并且其地位呈上升之势。

　　朱子彦、陈艳《明世宗朝科举革新述论》是本次会议所提交的八篇与明代有关的论文中直接论述明代科举制度的一篇。文章指出，针对文体不正、文风变异的现象，明世宗朝通过颁行乡试，改革科举弊病；大力发展武举，选拔军事人才；整顿官学，提高教育质量，此次改革对明代后期的科举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认为，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其弊病已经大于它本身的合理性，废除科举制是历史的必然。

　　清代科举向来是科举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陶继明《乾嘉学派与科举——以钱大昕为例》以钱大昕为例，探讨了乾嘉学派与科举的关系。杨齐福《晚清科举政策述论》从政策的制定、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三个方面对晚清科举政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认为尽管科举政策在晚清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显得过于迟缓，但它却预示着科举制度发展的新方向。陈兴德《透视历史转折关头的“集体性沉默”——晚清新政时期科举观的背景分析》，指出影响传统中国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举国上下对清政府这一措施竟然反映冷淡。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集体性沉默”，实肇因于清末科举制度的“恶质化”而引发出“合法性危机”以及主流媒体早已形成的反科举立场。商志香覃 《关于清代科举中的几个问题》讨论了清代殿试卷进程、鼎甲名次的确定等问题，尤其通告分析多种文献记载对清代历科进士录取人数进行了细致的统计，给出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表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常青的学术精神。作为中国末代探花商衍鎏的嫡孙，商先生并将家藏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殿试传胪小金榜复制品及该科进士齿录慷慨捐赠给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并准备稍后捐设“科举学研究奖励基金”，这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也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本次研讨会上，华强撰《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科举》一文，指出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在形式上与历代科举考试无异，但在内容方面则作了彻底改革，反映了“拜上帝教”的特征。它拒绝儒释道三教，以拜上帝教作为考试的灵魂；主张参考权平等，尤其是允许女性参加科举。盛巽昌《太平天国科举制度试论》则认为，实行科举考试是太平天国的一种不甚完整的创造和模仿，在西学东渐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太平天国实行科举制度是一种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时代抛弃和历史谴责。

　　从研究方法来看，钱茂伟《国家意志的强化与科举机制的走向》更注重宏观的考察。指出，由诗赋而经义是中国科举考试内容的基本演变方向，从文官考试的标准来看，这种演变是自我优化选择的结果，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加强。以诗赋作为政治人才选拔的标准，反映出政府的自信；而以经义为标准，则是政府不自信的表现。周腊生《从二十五史相关信息看状元地位的衍变》选取历朝正史的相关记载，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历代状元的社会地位，认为在汉族统治政权中，宋代状元地位最高，明代次之；在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中，清代状元地位最高，金代次之。

　　三、科举社会史研究

　　科举社会史研究是科举学的另一热点。有关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朱瑞熙《宋代的贡举“移民”及政府对策》一文，将学界较为熟知的科举移民的发生时间从明清时期上推到宋代乃至唐玄宗时期，其史料耙梳之细致、纯熟令人称道。在社会分层流动问题上，自由撰稿人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一文，通过细致、翔实的数据统计分析，对著名汉学家何炳棣的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理论进行了严谨的反思，指出何氏理论针对明前期的分析结论具有非典型性。冯用军、郭锐华、张宝昆《科举文化控制社会分层功能研究》则利用社会控制理论对科举文化的控制社会分层功能进行探讨，认为科举制度的文化分类和控制功能对社会的水平分层、垂直分层与多元分层产生显性控制，而代际分层控制、考试或科举文化控制、结构与自由分层控制则是科举制度的隐性控制功能；主张通过研究科举制度来推进现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科举与家族关系问题。王日根《明清福建家族发展与科举事业的兴盛》指出，在政府出于海防安全的考虑而不断加强对闽台海洋区域的社会管理的背景下，福建地区的家族发展成为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带动了福建文化内地化的进程。该文利用了大量的家谱材料，体现了厦大历史学的一贯学风。龚丹《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嘉定望族龚姓》、徐涂彦《浅论中国科举制度兴衰和嘉定徐寿祺堂在清代科场活动》分别对宋代、清代嘉定地区的两大科举家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嘉定龚姓在宋代创造了连续六世进士及第的科举成绩，史称“江南无二”，而为官清廉、为学博洽、为人孝义则是龚氏家族的特性。嘉定徐姓同样家学渊源，科名辈出，同样清廉传家，为国尽忠，为民请命。

　　科举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受到关注。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简要论述了明清徽州不俗的科举成绩与徽商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徽商为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而科举业的发达也反过来促进了徽商的兴盛和徽州文化的繁荣。刘希伟《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利用众多数据和表格分析了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特色，是一篇由硕士生完成的较为成功的论文。

　　学术创新是科举学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李世愉《应重视对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的大会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共鸣。该文鉴于科举研究多重视科举成功人士的探讨，忽略对科举失意人群的反思，以清代科举为例，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清代科举对各级考试尤其是会试落第举子的制度安排。金滢坤《论唐五代科举考试与文字的关系》一文，将人们所熟知的科举影响中国文字的时间上推到唐代即科举产生之初，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四、科举与文学

　　八股文是否能被看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意见尚不统一。潘峰、黄霖《武之望的八股技法论》、黄强、李玉亭《八股文与〈红楼梦〉——兼论从文章学的角度研究八股文》，分别从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及八股文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黄霖大会发言指出，八股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精致的古代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黄强认为，可以从反面对八股文进行探讨，“游戏八股文”是此类八股文的代表，八股文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科举考试内容对诗词歌赋的影响。黄仁生《论元代科举的行废与辞赋的演变》一文，联系元代科举停废和复行的背景考察辞赋演变的进程，指出延祐开科之后，律赋被荡涤无存，而古赋则举国尊崇，从而催生了元后期赋学的四种特征。孙琴安《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指出，清代诗歌从乾隆中期开始走向全面繁荣，这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改会试二场表文为五言八韵排律诗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

　　李子广《优语讽谏中的科举考试》一文，通过集中探讨任二北《优语集》中有关科举的内容，指出优语讽谏中对考官作弊、出题、衡文疏漏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揭示和反映，通过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将科举情事“事件化”或“新闻化”，从而获得了广泛传播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应。

　　五、科举与教育

　　科举考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政治选官与高等教育双重属性。徐勇、王炳照《传统教育与人才选拔的关系及其意义》认为，隋唐五代的科举与学校教育之间相需相资、相互依辅，到宋元明清时期，学校完全演变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失去了培养和造就人材的功能。学校教育的功利性、人才标准的单一性、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强制性，是科举制度造成恶果的根源所在。李兵《科举开放性及其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认为，科举的开放性是科举的精神生命所在，正是这种开放性促成了早期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成为书院发展的推动力。但是，随着读书应举这一教育目的的不断强化，书院教育也日益科举化，从而书院在明清以后日益演变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王威尔《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分析了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和中国公务员考试制度三个方面的影响，探讨了科举制度在中国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与考试所留下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烙印。

　　科举与高考的对比不仅是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蒋丽珠《科举与高考价值取向之异同》认为，公平和公正是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价值核心。科举与高考的差别在于，科举制度的完全建立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它只存在着单一的社会价值向度，而高考则既关注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向度，也关注考生的个体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相结合。李立峰《科举配额制的历史演化及现代反思》一文，主要考察了科举时代考生录取配额制的问题，但关注的视点却直接指向现代高考制度下的考生录取地域失衡问题。认为科举制的区域配额越分越细的发展规律并不适合高考制度的发展需要，现代民主社会下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追求越来越多地强调公民“个体权利本位”和个体发展的需求，这是科举时代与高考制度下讨论区域公平之伦理语境的重要区别。

　　六、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科举百年祭”已然结束，但对科举制度的全面评价却方兴未艾，本次研讨会有多篇论文与之相关。杨学为以《考试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考试科学性与公平性的统一》为题，探讨了八股文的历史功过。指出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八股文代表了考试科学性与公平性的统一。但是，随着以资产阶级产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八股文取士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导致中国屡战屡败，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廖平胜《科举考试与现行领导干部考试产生成因及时代价值之比较》通过对比科举考试与现行领导干部考试产生的历史原因，对两种考试形式的时代价值进行了评述。认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时代价值表现为：创立了以考试为本质的领导人才甄选模式，促进了封建王国共同政治信仰的建立，集权官僚政治的巩固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文教事业繁荣发展，有效防止了“上下无才”的国患。陈四益《科举余韵》一文，指出在科举被废除之后，其“幽灵”依然长久地游荡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表现为清末民初的学堂依旧被当作仕途登进的“通官大道”；而今天，科举考试所崇尚的考试评判标准化依然禁锢着学校教育中自由思想的发挥。刘清华《科举制的历史变迁与人才观的转型》指出，兴科举的目的在于选用治国安邦之儒学英才，革科举的结果是强化了大一统的儒学英才观，而废科举则促使近代人才由儒学英才向科学英才转型。张锡昌《从吴敬梓落榜看科举制度的利弊》以吴敬梓乡试落榜却写出了《儒林外史》为着眼点，漫谈了科举考试的利弊得失。

　　寻求科举评价的多维角度，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夏咸淳《明代科举评议》撷取了明代宋濂、王鳌、归有光、张岱等四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对科举制度的言论，分析了部分明代人对科举的肯定和批判意见。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对自然科学的间接影响探议》，指出部分明代进士人物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天文地理的实践活动，不少科举人物撰写了许多农业、水利、医学、数学、地理等方面的专著，认为明代科举制度对自然科学存在着间接的影响。唐荣智、李家珍《清末两位状元与唐昆华论科举》一文，通过分析唐昆华与张謇、徐郙这两位清末状元的往来通信，叙述了他们对科举制度的相关认识，对今人研究、评价科举考试颇有参考价值。孙邦华、王敏《清末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科举观》，换一个视角，借西方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中国科举制度。指出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他们通过英文报刊、回国巡回讲演和撰写专著等多种方式对科举制度加以介绍、评述，其间论述了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衍生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人们在评价科举制度时，几乎没有人会否定科举制所倡导的公平与公正，对科举制下的防弊措施无不赞誉有加。刘虹《科举作弊与科举制度功能的异化》一文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文章认为，正是由于“公平”这一转换器的存在，无论是作弊手段的泛滥还是防弊措施的出台，都意味着科举制度的功能在其原初的轨道上愈行愈远，对“公平”的盲目追逐最终却导致科举制度功能的异化。这篇“唱反调”的论文揭示的是科举制度追逐公平的吊诡。

　　七、科举文献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综述是科举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由于会议临近偶然错期未能成行，龚延明未能到会，也使得科举制定义与起源问题的讨论少了一位回应者。他提交的《宋代科举研究文献资料论述》，虽然是为《两宋登科录》课题所作的基础性工作，但也为宋代科举研究提供了详尽的文献索引。林介宇《潘光旦的科举研究述评》论述了潘光旦先生关注科举的原因，概述了他基于社会流动理论、人文主义优生学理论所进行的各项科举研究，肯定了其在科举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邱进春《洪武十八年进士考实——几种科举资料的对比研究》、毛晓阳《〈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均立足于文献考据，分别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贡举考》、《皇明进士登科考》以及《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等明清进士名录、索引工具书所存在的进士人名失载、错讹，进士籍贯刊误等问题作了细致的文献考据。

　　八、外国科举研究

　　古代朝鲜半岛和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受中国的影响，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仿照科举制度进行官吏选拔。田以麟《韩国•朝鲜科举制度兴衰刍议》介绍了古朝鲜半岛实行科举制度的三个阶段，即仿照唐朝明经科而设的统一新罗王朝的“读书三品科”、公元十世纪末期实行的高丽王朝发展中的科举制以及李氏王朝的由全盛到式微的科举制。指出韩国•朝鲜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忠实的奴仆，而科举制度则是其诱惑青年的钓饵；科举制下的官学教育无视学习者想像力与创造力的发展，极大地阻碍了新思想、新科技的产生与发展。裴淑姬《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朝鲜半岛士人》对唐宋以来新罗、高丽的宾贡进士进行逐一梳理，肯定了他们在中韩（朝）文化交流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她并向与会学者提出了“宾贡科是否存在”这一尚待解决的学术议题。

　　陈文《越南黎朝的武举制度考――中国武举制度对越南的影响》是一篇专门探讨越南后黎朝时期武科举制度的学术论文。文章介绍了后黎朝武举开科的历史背景，详细描述了武举的试法规程，并分析了武举开科取士在越南的历史影响。

　　由一个主要职能为陈列与展览的专题博物馆来承办重大的学术会议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非常成功，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不仅为会议提供了高品质的会议环境，其极富特色的科举展览更让到会的专家学者对自身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直观、形象的了解，可谓受益匪浅。多学科的学术交流也是本次研讨会的特色之一。与会代表的学科背景各不相同，既有教育学、历史学的代表，也有文学、文献学的代表，还有来自文博工作系统的代表。因此，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有不同的学科视角的精彩发言。多学科的交叉有利于开阔学术视野，拓宽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成果。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反映出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日益走向成熟与壮大。

　　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将于2007年6月底在黑龙江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