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希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08年10月13日至15日，由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以及考务工作部门，以及部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专家、学者，共计110余人，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对于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依据不同的专题，对于本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作如下综述：

　　一、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研究

　　科举文物作为科举文化的重要遗产，是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宋元强的《略述新面世的几件清代科举文物》，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所刊录的部分清代科举文物资料，包括科场试卷、告示、卷票、名录、上谕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述。刘海峰的《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从贡院的形成与发展、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贡院遗存三个方面，对于历史深处的贡院进行了还原与梳理，以此来投射贡院的演变发展史。同时，作为科举学的首倡者，刘海峰认为应该积极保护现存的各类贡院遗存，这既是科举学自身研究的需要，更是理性对待文化遗产的需要。姜传松的《江西贡院史探》则分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梳理了自北宋以迄民国间的江西贡院发展史。

　　张亚群的《科举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从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三方面，探讨了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刘晴与胡凡的《文化史视域下的科举研究述评》回顾了近些年来大陆科举研究的状况，将1992-2007年科举研究的学术史纳入了文化史视野，结合该时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述评。

　　二、科举制度史研究

　　科举制度史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之一，相关的论文达二十多篇，以明清两代居多，同时也涉及到了域外科举制度研究。

　　韩国学者河元洙的《皇帝主管官人选拔制度的局限──以唐前期制举的实态为中心》注重皇权背景下的制举实态，从皇帝和应举者两个侧面考察了唐前期制举的出现及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情况。就科举制度本身而言，由唐到宋经历了相当大的变迁，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张希清的《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从不同方面对于唐宋科举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

　　西夏科举一直是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周腊生的《西夏贡举钩沉》对于西夏首次开科的时间、某些具体的科次以及人庆四年之后科举考试次数进行了探讨，应该说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论文，主要是围绕科举考试的分级问题、“杂流登科”、“官年”等问题而展开的。郭培贵的《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对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分级、科举必由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明代科举制实际上应该分为五级；而科举考生除了各类生员之外，尚有一定的“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参加科考，因此，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并非是绝对的。明代“杂流”现象，是科举制度中很重要的一个侧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由于接触这些极其珍贵的档案材料十分不易，故历代对此记载甚少。陈长文的《明代“杂流”登科现象考略》一文，在查考现存数十科明代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的基础上，辑录了61名杂流登科进士，具有比较重要的补遗价值。日本学者大野晃嗣的《明代“官年”现象的考察 ──关于利用“科举名录”史料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在对以往有关“官年”现象研究方法加以探讨的基础上，利用科举名录(《同年齿录》、《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进一步详细分析了明代官年现象的实际状况，认为嘉靖期的进士中存在明显的虚报年龄的现象。三浦秀一的《明代科举“程论”管窥》一文，则依据大量的史料，对于明代科举“程论”的前后发展演变及其所折射的某些科举考试倾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至清代，科举制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复杂、完备的阶段。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应该说已经比较丰富，但仍有很多问题尚需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江庆柏的《清代科举考试的分级问题》重新探讨了清代科举制的分级问题，认为清代科举制度应该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邹长清的《清代乡试覆试考论》一文，分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清代乡试复试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在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上所具有的保障功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论述。贺晓燕的《试析清代生童罢考、闹考、阻考之风》则对于清代童生试中的罢考、闹考或阻考等科场风气进行了归因探析，以此来探讨此类科场行为所折射的士风状况。刘畅的《康熙朝官卷制度考辨》从官卷制度在康熙朝的发端、制度设置、对科举之影响方面入手，对于整个康熙朝官卷制度的运作状况进行了探讨。李兵的《晚清科举：制度在实施中被“淡忘” ──以四川举人丁治棠赴考会试为个案》，根据四川举人丁治棠日记中关于其参加光绪十五年会试的相关记载，探讨了晚清科举制在执行力度上的乏力情形，以及由此所折射的科举近世命运的某种必然性。王洪兵的《清代顺天府科举冒籍问题研究》，在参照清代科举典章的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分析了顺天府冒籍问题产生的各种因素，并从稽查冒籍制度规定及其实践互动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冒籍现象背后士子、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利益诉求。

　　日本学者水上雅晴的《清代科举的策问：以在乾嘉期重视策问的现象为考察中心》，对策问在清代科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初步考察，并从策论出发对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士子为何能够在科场上胜出以及考据学者进行官界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探讨。渡边健哉的《关于元代科举的“策论”和“对策”》针对以往元代科举研究关于“考试内容”探讨不足的情形，在介绍别集和总集中保存的策问和对策之后，重点分析了《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元代举业书中的天历己巳(1329)江西乡试的策问和对策。该文通过“策问”探讨元代的赈灾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某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研究方法，具有比较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翟国璋的《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再认识》，对于科举制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再审视，并重点探讨了科举制的上层建筑属性与科举制所具有的公平、公正性以及某些人性化色彩。王日根的《明清科举的正途与异途─—关于福建、江西、安徽族谱资料的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几部族谱，以此来探讨社会追求科举功名的正途与异途及其意义。周庆明与刘杰的《科举考试考务管理》一文，对于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卷票制度进行了相关的探讨。胡平的《科举考试资格研究》从资格的限定、报考手续和监督措施以及复试三个方面对于清代科举考试资格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探讨。

　　中国科举制度不仅为东亚的韩国、日本、越南所借鉴与模仿，而且还对于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华强与时刚的《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一文，在探讨了中国科举制度对于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的同时，探讨了西方现代文化制度对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影响与借鉴作用。这实际上是探讨了科举制度是如何间接地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务员考选制度。陈文的《越南黎朝进士科会试研究》，对于黎朝会试的入试资格、试场规则、考试内容、中场铨除等方面的进行了考述，认为越南科举考试既具有相当高的模仿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异性。由于国内文献对于越南黎朝进士科的相关记载不够详细，学界研究亦不多见，因此该文对于探讨越南科举制度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科举专题研究

　　（一）科举与社会

　　科举与社会专题的探讨，是本届研讨会的另一主要内容。金滢坤的《论中晚唐制举试策与士大夫的社会意识》一文，根据中晚唐制举考试中保存的相关史料，深入探讨了制举考试如何促进了当时“士大夫”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形成，以及这种群体意识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影响。吴宗国的《科举与唐代社会》，从社会道德、教育、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多个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对于唐代社会的多面影响。

　　何忠礼的《也论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以宋代为中心》一文，以宋代科举为中心，对于科举制下的社会流动这一争论颇多的论题进行了探讨与论证，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加上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的鼓励与资助，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读书人自己的互助等原因，不少下层子弟借由科举入仕，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钱建状的《科举与宋代文人的期集》主要从期集目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及功能发挥等四个方面，归纳与总结了讲学型与礼仪社交型两种文人期集的特点与活动规律，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宋代科举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奠定了比较丰厚的史料基础。

　　笔记史料是科举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种文献之一。常建华的《清代士人龚炜笔下的吴中科举社会》一文，通过利用清代士人龚炜的《巢林笔谈》，对于吴中科名影响下的命相、风水等科举民俗、信仰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对于龚炜波折不顺的科举生涯及后期绝意科场的人生转向进行了鲜活地勾勒。

　　杨齐福的《科举制度与清末社会问题》，探讨了清末科举制下的赌博、走私、社会治安、仕途拥挤以及科场舞弊等诸多社会问题，有助于从多角度理解清末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罗艳春的《乡学•图会•宾兴：从万载的族群与书院看清中叶社会》一文，从地域社会整体脉络以及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出发，综合方志、族谱、文集等材料对清中叶万载社会的族群与书院关系进行了探讨。石焕霞的《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对于1902年乡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以此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初的士人心态。

　　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现在仍有浓得化不开的“考试情结”。郑若玲与张耀萍的《“考试社会”之解析──兼论科举社会的形成与影响》，在阐述考试的社会基础与功能、分析科举社会的形成及影响的基础上，对于考试社会的内涵、价值取向及优劣利弊进行了解析与探讨。傅金泽的《社会学视野下的科举制功能探析》则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了科举制的政治统治功能、文化教育功能以及社会流动功能。

　　（二）科举与教育

　　蒙养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举制长期并存。田建荣的《试论古代蒙养教育与科举》，对于科举制对蒙学教育的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教育现象中存在着诸多的悖论，教育事业在走向繁荣的同时往往也偏离了教育理性。刘晓东的《“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危机》，对于晚明“道体下移”所折射的“教育工具化”危机进行了探讨，并从“仕途经济”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等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

　　传统社会中有着诸多的社会公益活动，清代的宾兴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公益基金，但目前只有少数研究者对之作过简单的描述。毛晓阳的《论清代宾兴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在探讨教育公益基金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宾兴的教育属性、公益属性、基金属性三个方面，对于清代宾兴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科举家族与科名分布的城乡差异是探讨科举制的两个重要视角。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与地方教育──以山东高密单氏家族为例》一文，以山东省高密县单氏家族为例,从家族科名、参与教育的族人以及从事教育的事迹三个方面,论证了单氏族人与地方教育的关系,以及科举家族在发展地方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沈登苗的《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则对于废科举之前中国教育城乡是否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是废科举瓦解了一体化的城乡文化、教育机制，而是兴新学前，中高等教育的基本城市化和人才已大量集结于都市、城镇，同时这种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也是立停科举的重要条件之一。

　　科举制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官考选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教育考试制度，因此，对于当今教育考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刘清华的《科举制中的消极教育评价思想》对于科举考试中的消极教育评价思想，包括牢笼英才与抑制创新、独尊儒学与忽视科技、“学而优则仕”与扭曲教育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于松涛的《谈谈科举对考试命题的启迪》，比较研究了科举考试和现代教育考试在命题政策制定方面的异同，从科举制的兴衰出发阐述了其对现代考试命题的启迪，并提出了某些相应的政策建议。翟银山的《从科举考试的兴衰看当代社会考试》从考教分离与公平竞争、严格管理与防止舞弊、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以适应社会需要等方面，探讨了科举制对于当今各类社会考试的借鉴价值。陈自鹏的《科举制度建立前后人才选拔方式及标准的演变》对于历史上养士、举士、选士、育士几个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进行了回顾，同时对于科举选拔人才的现实借鉴意义进行了论述。

　　（三）科举与地理

　　科举与地理则历来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吴根洲与罗立祝的《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依据相关的史料，对于清代进士的时间与空间分布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陈小锦的《广西科举浅探》一文，对于广西科举自唐以迄明清的纵向发展脉络行了分段式梳理，并对于广西不同区域的科名差异情况进行了探讨。刘虹与张森的《明清河北经济与科举关系刍议》则剖析了明清两代河北经济发展与其整体科举兴衰的关系，同时也解读了两代河北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与科名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

　　科举学额的运作是科举竞争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梁志平与张伟然的《清代学额的运作：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一文，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定额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州县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科举与经济

　　科举经费作为科举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科举制能够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物质保障，同时又是透视和折射“科举社会”的一个独特窗口，对科举经费进行研究既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刘希伟与李立峰的《清代山东乡试经费初探》从乡试考官路费银、科场经费银、宾兴资助银以及中式举人旗匾银、鹿鸣宴用银等项目，对于清代山东乡试经费状况作了梳理与探讨。徐毅的《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则考察了光绪朝科举经费深受清政府财政乏力影响的情形，包括压缩奏销支出与多方筹款，并探讨了科举制废除前后的经费动向。

　　（五）科举人物

　　邓洪波的《漫说状元驸马》一文，幽默风趣地辨析了历史上的真假状元驸马，同时也对于状元驸马的婚姻生活与仕宦生涯进行了解读。孙邦华的《试析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对于王韬参加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分析，以此来探究普通读书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并从多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车如山的《左宗棠与科举》一文，对于左宗棠热心科举事业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归因，同时对于其一系列热心科举事业的活动进行了探讨。李柯的《李流芳羁牵举业三十余载之家族动因考论》，挖掘了家族仕宦传统与家族变故中的家族使命与其孝悌思想之间的正反关系，对于李流芳先是全心力攻举业而又最终放弃举业的双重影响。而沈仁国的《金进士新探──以官吏的官衔为视角》，则以金代官吏的职衔为视角，通过对监察御史、提举学校官、会试考官、御试读卷官、翰林院官等的分析，新考订出了金代进士200人。

　　（六）科举文献

　　许友根的《<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对于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所利用的某些史料与方法进行了商榷，对于其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

　　宋朝《贡举条式》，是今存有关宋朝科举考试唯一的一册公文文书。尽管以往海内外学者在各自的科举制度史论著中多有引用，但都重视不够，至今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朱瑞熙的《宋朝<贡举条式>初步研究》对于该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其在宋朝科举制度形成、发展演变中的作用以及与中国八股文的起源有无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张献忠的《明代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一文，对于明代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编辑组稿和宣传策略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韩宁则在《英语互联网世界中的科举》一文中对于维基百科与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上的科举资料进行了相关的探讨。该文总结了常用百科全书类网站对科举的介绍，列举了对科举研究的权威著作和关于科举的历史资料的查找途径，为国内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此外，本届研讨会尚有一些论文从政治学、法学、文学以及文化的角度对于科举制展开了的探讨。日本学者鹤成久章的《“可以托六尺之孤”── 建文元年的京闱与方孝孺》，根据建文元年京闱乡试第一场四书义的考试内容以及相关史料，探讨了乡试内容与当时时政的微妙关系。冯用军的《从科举立法到考试立法——基于科举法学的视野》一文，对于科举时代的考试立法进行了述评，介绍了当代《考试法》，并针对《考试法》的某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王炳照与周慧梅的《古典戏曲视野中的科举社会》则对于古典戏曲中的科举百态进行了探讨。徐萍的《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通过历史、语言和思想三方面的考察梳理了科举和科学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拓宽理解二者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此外，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原主任杨学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戎笙、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毛佩琦等诸位学者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作了相关的大会发言。

　　本届研讨会共计有64篇论文与会，论题范围较宽，学科视野开阔且较新颖，如从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出发探讨科举制；宏观探讨与微观研究兼而有之。

　　各专家学者围绕相关的论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富有创获。加之有不少来自文博机构与考务机构的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其探讨的意义更加显见。时至今日，科举学在系统化、精细化、组织化方向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悉，由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等人负责发起的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已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将作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二级学会于2009年正式成立。届时，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将被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而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作者简介： 刘希伟，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