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齐聚西子湖畔 畅论科举学跨学科研究
——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用军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三月的杭州，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浙江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共同协办的“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于2010年3月26-29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隆重召开。水光潋滟晴方好，来自美国圣心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宾哈顿分校，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琉球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庆尚大学，台湾大学、交通大学[台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宝石山下，共襄盛举，谋划科举研究长远发展大业。本次会议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48名理事，宣布了主席团名誉主席、顾问、执行主席、主席（8位）、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常务理事（21位）的名单，组建了常务理事会，使得分布在国内外的科举研究人员和爱好者有了一个正式但开放的学术组织；二是本次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数量多、视野广、立意新、质量高，可谓理实互参、古今对照、中西合璧，呈现出跨学科、国际化的研究趋势。 2009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开始具有专门的全国性的社会团体。2010年3月27日，“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大会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副秘书长沈松勤教授主持，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教授、国务院文化部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俊杰女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原主任、委员会主席团顾问高明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王戎笙先生，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张希清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龚延明教授，台湾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委员会主席团顾问李弘祺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何忠礼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朱瑞熙先生，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委员会主席乔丽娟，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委员会主席团顾问王瑞来先生，韩国成均馆大学何元洙教授，美国圣心大学柯任达（Thomas D Curran）教授，日本琉球大学水上雅晴准教授等出席，叶高翔教授、张俊杰女士、高明士教授、张希清教授等先后致辞，对大会的顺利召开和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中国高教学会自学考试分会会长、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分别向大会发来贺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刘海峰教授随后主持了第一届会员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秘书长李世愉先生向大会报告了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历程，公布了理事酝酿过程，大会以鼓掌方式通过了48位理事候选人名单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章程》（草案），其中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王日根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在随后举行的理事会上当选为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教授当选为委员会理事。回顾2005年科举废止百年之际，在厦门大学举办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代表150人与会，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当年唯一的科举百年祭大型活动。随后的4届研讨会分别在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和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历届会议主题分别是“科举制度与科举学”、“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科举制与科举学”、“科举学与科举文化”、“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次会议参会代表围绕“科举制与科举学”这个主题，向大会提交了90余篇论文涉及科举制度的历史评价、科举史、科举文献等领域，以及科举与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地理学和商业经济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中国科举文化自身及其研究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加速了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从多学科、多维度探讨向跨学科、全方位研究的转型。研究科举制度要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研讨会期间，大会还举行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科举制度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以及对当今的高考制度、公务员选拔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作了深入探讨。
一、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一般而言，历史事物或人物盖棺定论，但科举稍显例外。对科举的历史评价，事关科举学的“名正言顺”，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困境，需要间隔一定的时空，才有可能更合理、更中肯、更客观。现代科举学创始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关于科举总结性评价的论文《为科举正名》可谓是本次学术大会最大的学术亮点。该报告是刘海峰教授2005年发表在《书屋》上的学术论文《为科举制平反》的姊妹篇，是实现“还科举历史的本来面目”目标的新努力，从科举作为“一个被妖魔化的名词”切入，从“一个被长期误解的制度”渗透，透过历史的表象和纷繁复杂的现象，生动而深刻地辨析了当今科举学界和社会大众对科举的“七大误解”——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科举考试脱离实际、李白杜甫等未考上说明科举不能选拔真才、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内部的选拔、皇帝经常凭个人好恶随意决定及第名次。他认为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语”、“科举，非恶制也”，最后提出，“为科举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还需要科举研究者和社会各界的更多的努力。四川大学中文系祝尚书教授《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论述了唐宋制科的产生、定位及其变迁与衰落，进而归纳了唐宋制科盛衰的三条历史教训，考试的目的在于设科取才，考试方法不能违背科学性，考试内容不能失去学理性。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高福顺教授《辽朝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是科举断代史研究与评价的较好尝试。该文利用《辽史》等文献比较全面地统计了辽朝进士仕臣的名单及其仕途生涯，指出了科举制度对于选拔治世人才、传播儒家文化、儒治天下和提升北方游牧民族儒家文化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评价了科举在发展演变中的地域失衡、发展滞后、推广较慢和民族歧视等历史局限性，对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当代少数民族考试倾斜政策有一定启示作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李兵《清代科举研究六十年回顾》一文，评述了新中国建国60年来学界关于清代科举制度、八股文、状元与进士等研究领域的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一些多学科科举学研究的著作，指出不少研究成果代表了科举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清代科举研究仍需在“清代科举史”编写、研究思路以及文献拓展方面继续努力。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馆长在《中国科举：成于“制”而败于“度”》一文中认为，“制度”二字道出了千年科举“利弊成败”之所在：一方面，科举制度具有选贤与能、牢笼士子的合理性，法规严明、呈现完备的严密性，投牒自进、择优录取的公正性，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民主性；另一方面，选拔标准的变换、考选内容的陈旧、科考形式的禁锢，使得科举选拔不到能够“经邦治国”、“治民济世”的合格人才。科举其“制”虽佳，而“度”泥古不变，无法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不变之“度”而费科举之“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徐萍博士后《科举考试的公正追求及其悖反》从制度与伦理的二律悖反角度评价了科举的公正追求与道德冲突，她认为，科举制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公正的过程，其形式上的公正日臻完善，为后世开启了社会公正的方向，但在整体上是一种非正义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遭遇了自身难以克服的伦理悖论而走向衰落。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田建荣教授论文《中国古代地方官学与科举关系研究》，认为从唐至清，地方官学与科举关系长期并存，并深受科举考试的影响，科举是地方官学生存的目标和基础，地方官学的发展促使学校科举合流，科举反过来又促进了地方学堂教育的发展，并给予了地方官学与科举以考兴学、以学兴教的较高评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林上洪博士生《科举制度与师生关系》一文，在观照儒家“师道”理想与考试现实的基础上，评述了科举兴废争议及科举废止对师生关系的双重影响，呼吁重建市场经济背景下新型的、互信的、民主而平等的师生关系。台湾铭传大学吴惠巧副研究员论文《晚清开台进士郑用锡对台湾社会之影响》，高度评价了郑用锡高中进士对于台湾科考取士与士子向学的积极作用，进而对台湾社会及文教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影响与历史地位。美国圣心大学历史系教授Thomas D.Curran（柯任达）在《伪知识阶级：科举废止以后的知识阶层》（浙江大学历史系朱修春教授译）一文中，简述了废科举后中国一批道德知识分子和现世主义知识分子如陶行知、傅斯年、陶希圣、李树青、周谷城等对此的积极看法，他们认为教育改革和各方面的压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特性，比如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向人文科学的研究转向。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张亚群教授《科举革废对汉字文化的影响》从文字与文化的视角论述了清末变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与形式对汉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科举废止后，汉字文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日益下降，汉字文化陷入深重危机，其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齐福教授在《试论科举变革与近代中国文化之演变》一文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即科举变革是中西、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选择，科举革废反过来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在《废科举的教育影响》一文中客观地评价了废科举对教育的利弊，利大于弊，废科举对于开辟现代教育之路的积极意义至为深远。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陈兴德博士的论文《近代文化思潮与20世纪科举观的形成》，认为“清末”科举观以其对“妖魔化”科举的决定性影响主导了20世纪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特别是反传统和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不仅对清末科举观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整个20世纪的科举评价产生持续影响。北京教育考试院助理研究员樊本富博士、南昌大学副教授吴根洲博士《灿若群星：清代状元成就综览》评述了清代114名状元中的政治、艺术、教育和学术精英及其成就，有助于改变社会对状元群体的世俗看法。浙江大学历史系吴铮强副教授《宋代科举考试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一文，批判了法家理念设计的科举考试的世俗化、功利性倾向，这似乎有违分科举人、选贤与能的本意。
二、科举家族研究
科举畅行1300余年，不仅产生了大批状元、进士、童生，也产生了大批科举家族，这些科举世家已成为科举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钱茂伟教授在《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中指出，明代宁波鄞县科举风气浓厚，名儒辈出，甲于他邑，出现了诸如杨氏等著名的科举家族。该文从明初的杨厚论述到清初的杨门四忠，前后四朝（宋、元、明、清）跨度600多年，采用叙事的方法勾勒了杨氏家族因商业而败、因科举而兴的传奇家族经历。特别论述了杨自惩和杨守陈对于杨氏由败落的富户转向科名盖东南的宁波杨氏的关键性贡献，以及与杨氏相关的女婿家族陆氏和李氏对于科举名门的形成的重要作用，既是科举个案研究的典范，也是科举跨学科研究的表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邱进春副教授《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从更宏观的断代科举史的角度切入，以计量史学和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相结合的范式，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对明代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进行了排序，指出这种排位分布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进而归纳出了明代进士家族的主要规律和形成原因，其中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当今如何消除“读书无用论”是一个启示。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日根教授《清前期江南家族建设、市镇发展与举业繁兴》采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论论述了清前期江南地区科举家族的形成对于市镇发展和举业繁兴的良性关系，指出，科举家族建设地方势力的积极促学是市镇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即市镇发展既是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标志，也是科举家族与地方势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科举繁荣与经济发展相互关联的新样本。南昌大学教育系吴根洲副教授在《清代状元与科举家族初探》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清代55.36%的状元家族属于科举家族，而家族背景对状元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反过来，状元的产生对于家族的作用则是因人而异，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状元，也有“快得就像流星雨”的状元。当然，随着史料的日益丰富，状元与科举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会日益丰富，状元家族之间的婚姻关系、文化交流、座主门生关系等等将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张杰教授《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考论》以东北科举家族代表人物缪公恩为分析中心，考证缪氏家族的先人事迹、缪公恩与朝鲜使臣的交往和缪氏家族的文化传统，是一个边疆科举史地研究的文化成果。
三、科举经费与管理研究
在分析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影响中，不可避免会述及家族经济实力对于家族教育的良性影响，以及科举世家对于地方经济和教育的积极作用，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这条基本原理很好地反映在会议提交的相关论文之中。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举办科举考试的物质保障需求供给》比较详细地论述清代举办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包括考试场地、考试用具、生活供给和路费，其中考试用具还涉及到颁发条例、闱中用书、办公用品、试卷置办，这些物力、财力资源组织管理工作是否有效，是科举乃至考试健康运行和公平取士的重要保障。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刘上琼讲师《清代科举经费的管理制度研究》从宋代的“科举经费”和明代的“甲银”入手，分析了清代科举经费的主要构成，其常支项目包括：乡会试士子和考官路费、科场经费（增修、刊印《科场条例》，颁发考试用书及刊刻试卷费用，贡院修缮费，科场供应费，誊录手与对读人员的雇募费用）、宴赏费用。为了使有限的科举经费的利用效率最大化，清朝政府制定了严密而公正的管理制度，以尽力防止舞弊和浪费，具体包括《钦定大清会典》与《钦定科场条例》，从运行来看，清代每年二、三十万的举人盘费和科场经费管理效率相对较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徐毅博士后《清初科举经费的改革》从科举经费这一概念的渊源出发，论述了清初大规模的“国家化”改革使得明代诞生的科举经费的含义发生了深刻变化，科举经费的收支也从明代的地方政府自收自支转变为清初的中央王朝统收统支，这种科举经费管理模式的转变，进而影响到科举经费与科举制的关系，最终对于清末科举的革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森博士生《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采用历史叙事的方法，描述了明清两代顺天贡院的修建及其重要性，进而论述了顺天贡院修缮中的经费分摊与管理，并认为这是科举制度正常运转的有效标志。另外，科举时代的宾兴基金或者家族基金对于科举的正常运转也功莫大焉。中国科举博物馆林介宇助理研究员《清代嘉定县的宾兴会》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宾兴的含义，特别是嘉定宾兴会的创建时间、经费来源、管理运作，还考证了南翔宾兴会的演变及其兴学事务。闽江学院历史学系毛晓阳副教授、《教育与考试》杂志常务副主编罗立祝副研究员联合提交的论文《清代宾兴之教育公益传统溯源》，简述了宋代贡士庄、兴贤庄等的发展演变及其地方专设考试经费的管理与运作，专题论述了明代公益性助考基金的倡建及清代宾兴对明代儒学科举经费及专项助考基金的继承，特别是以宋代“范氏义庄”为代表的各类家族性基金，相比贡士庄、明代宾兴会等公益性较为有限。
四、科举文献与文学研究
科举文献是科举研究的基石，科举文学则是科举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从现有的科举研究文献看，从唐至清，基本都有断代的科举与文学的专著出版，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课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等等。这次会议，科举文献与文学研究亦是热点。历朝历代的“乡试录”历来是科举研究产出新成果的“秘密武器”，宁波天一阁因库藏了大批明代乡试录、登科录、会试录等而闻名于世，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长炆博士《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一文，分别考证了明代乡试录、明代武举乡试录的存世情况及其庋藏情况，其中现存明代两京十三藩乡试录独藏313种，天一阁独藏了255种，明代武举乡试录11种，天一阁藏8种，由此认为天一阁总的收藏种类、孤本收藏种类，在国内外都处于独尊地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论文《清代科场阅卷条规述略》，作为国家项目《清史•科举志》第一编《条例篇》的精华，利用《钦定科场条例》和《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叙述了外帘、内帘阅卷、搜落卷、磨勘等四环节的相关规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滢坤教授《〈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兼论唐宋西夏的科举试论》一文，利用俄藏ДХ3895号、ДХ3901号文书中《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中的科举録文，判定该文书非敦煌文书，应是黑水城西夏应举的举子练习试“论”的草稿，并分别从録文和考订年代两个部分对底卷进行了録文整理和研究。另外，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希伟博士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利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科举文献，诠释了“商籍”的涵义，考证了清代商籍在各地区的设置情形及应考条件，其冒占商籍问题的分析对高考防范冒籍有一定借鉴意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钱建状副教授《徽宗朝停废科举真相辩证》，充分利用古今之徽宗朝科举史料，列举崇宁间罢废科举的不同时间假说，辩证地分析了政和三年至政和八年之间科举停废的“真相”。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刘一彬博士生《试论科举文献的独特性与专门性》一文认为，科举文献是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在类型和图书分类上具有其独特性与专门性，为此提出要建构一门专门的科举文献学来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从而推进科举学研究走向深入。
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紧密，从某种意义而言科举即为衡量考生文学水平的考试。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郭皓政副教授《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一文，明晰了明代状元的仕途及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指出了状元文风与台阁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一部分，其从主流滑向边缘与明代馆阁体的影响力由盛而衰是同步的，因此，由状元文风看台阁体的兴衰演变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浙江大学历史系何忠礼教授论文《南宋词科论略》，分析了两宋词科的异同及《宋史》修订的谬误，并对聂崇歧所撰《宋词科考》之阙考词科录取者做了补正。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刘正平副研究员论文《唐五代科举怀挟政策的变革与实际影响》，检讨了唐五代怀挟政策的变革历程，指出唐五代进士科允许考生怀挟的书策涵盖经、史、集和韵书、字书和类书等，直接促进了唐五代小型类书的编撰，间接促进了宋代坊刻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教授《论宋人落第诗》一文，认为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总结宋人落第诗的两种风貌和两种情调的基础上，对宋人落第诗给予了比类唐诗的较高评价。科举时代屡兴“文字狱”，清代因文获罪者亦不在少数，科场案也常常成为文人的写本素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李国荣研究员《揭开查嗣庭“维民所止”试题案之谜》一文，利用《雍正朝汉文起居注册》等文献，分析了“查嗣庭案”在文学的捕风捉影背后的真相，即查嗣庭的“维民所止”试题案，实为文学家附会杜撰。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中心钟明奇教授论文《李渔放弃科举考试成因说辨》，辨析了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家李渔弃科考的三家代表之言后，提出科举不公、个性独立是深受文学完美性、理想化熏陶的李渔放弃科考的真正原因，并认为李渔弃科考对于科举是一憾事，而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则是一喜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徐红教授等论文《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利用《宋会要辑稿•选举》等文献统计了宋代词科年代不详之中选者，分析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及仕宦生涯，总结了他们的文化成就及历史影响，是一个科举文学制度史的截面研究。
五、科举制度比较研究
从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力的持久性而言，科举制度无愧于作为中国的一大发明，不仅对中国1300年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东传、西渐、南传、北播，不仅对东南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亦有重大影响，其中越南是世界上最晚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1919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陈文教授在《越南黎朝科举考试与中国史学的影响》一文中，通过阅读相关越南史籍和越南汉喃院典籍目录，以越南后黎朝的科举制度为中心，从科举考试的独特视角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对越南史学的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黎朝科举完备程度不亚于中国宋代的科举制度，黎朝仿中国科举制度的规制，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会试分四场考试，在进士科外还设置了诸如贤良方正等特科以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而考试内容主要是中国的历代史学名著如《史记》等，并配之以完整的教育体系来保证中国史籍在黎朝子民中的流播。中国史学对越南黎朝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作史者的素质要求受中国史学家的影响、中国史学笔法对黎朝史书编撰的影响、中国史书体例对越南史书及实录政书的影响。她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挖掘中越两国的历史文化友谊交流提供了新的史料和佐证。
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科举之于本国的比较，二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科举之于外国的影响。在第二个方面，本次会议吸引了美、日、韩等国七位学者参会。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研究员《金榜题名：“破百”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从辨析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论争肇始，提出在千分之一的科举中式率基础上，“中式”者走向“仕途”异常艰辛，使得两宋科举金榜题名后的风光不再，使得士人逐渐与主流政治分野，流向多元化成为推动南宋至元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何元洙教授论文《通过对“孔门四科”的认识来看士人的自我意识：试论科举实施前后士人的差异》，认为魏晋南北朝至宋代这一时期科举与士关系密切，尤其是“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因儒家理念的普遍化而逐渐被视为士人的资格，不同朝代对“孔门四科”的认识因《论语》的不同解读而有所变化，统计并比较了《世说新语》和《续世说》中前四章有关“孔门四科”的逸话内容，最后指出，通过科举成为官人的士人们对皇帝仍保持着相对的自律性。韩国庆尚大学校人文学研究所裴淑姬教授《元代云南地区儒学的传播与科举的实施》，在整理元代云南地区儒学创建的脉络基础上，考证了元代云南儒学提举及科举及第者与他们的官职，认为元代统治者重视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选拔与任用。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水上雅晴准教授《清代学术与科举：乾嘉时期学风变化引起的现象》，从清代考据学与科举关系的视角切入，考证了乾嘉时期汪中、钱泳、陈鳣、王谟四位考生对策问的“对策”，以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乡试为例分析了经义题与乾嘉时期的学风，评述了科举考试中的玄学志向及其有效性，考察发现科举学盛行对乾嘉时期科举考试的影响比以前设想的要大，学风变化对举业和举子的影响还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史系博士生小二田章《地方名臣的形成》，论述了科举与地方名臣的相互关系，特别指出了非科举勿得与官使得各级地方官吏多由仕进，因中科第而做官者反过来亦多重视科举考试选拔乡贤社才，比如范仲淹因为民治堰、热心执教、底定边防、精密贡举而成为地方名臣。他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对后世科举影响甚大。
六、科举著作的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是现代史学或文献学分析的一种新方法，即是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包括“新批评法”、“叙述学法”、“符号学法”、“解构主义法”、“互文与对话理论分析”、“文本社会学方法”、“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台湾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李弘祺教授在《散论De Weerdt论南宋科举与思潮关系的新书》一文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评介了比利时史学家魏希德女士的新著《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中文译名：《文优则仕：南宋科举的规范之争》，哈佛大学亚洲史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年10月31日第1版），该书论述了南宋科举这一政治文化场域中教师、政府、学生、学者、出版者相互竞争，最后导致理学成为主流的事情，对当前两宋科举文化的研究颇有总结和开创的意义。浙江大学古籍所龚延明教授运用“叙述学方法”进行了《〈宋登科记考〉成书的回顾与展望》。作为超越徐松《登科记考》（上、中、下，中华书局1984年赵守俨点校本）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中、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的开山之作，该文化工程包含了两宋三百年科举大事记、宋代进士名录、小传与资料索引两大块，工作艰巨、影响深远，将两宋科举研究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盐城师范学院许友根教授在《〈登科记考补正〉标点校勘错误》一文中使用“新批评法”指出了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不仅沿袭了徐松《登科记考》（清末王先谦南菁书院丛书刻本）的五十余处错误，而且增加了八十余处新的错误，并按照“页码-行数-错误序号-正确序号”列出了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二、三册中的错误。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撰与出版》的大会报告中，运用“叙述学法”述论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刊》的来龙去脉。作为新世纪“科举学研究六大工程” 之一，该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6月正式启动，预计在五年内告竣。前三年（2006年至2009年）的时间用来系统清理、校点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预计将整理出版30-40种文献（或更多）。在此基础上，后两年（2010年至2011年）内将陆续推出5-10本研究性著作。他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及广大读者对中国科举文化的关注，将科举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莆田学院讲师方芳博士的论文《〈清代朱卷集成〉在科举家族研究中的作用》采用“文本社会学”的方法，提出《集成》是历史地理学、人口学、婚姻学以及区域文化差异等从多学科多角度来研究科举家族的渊薮，指出了科举之于家族籍贯变迁、人员水平流动与婚姻的独特作用机制。独立学者沈登苗在《评吴宣德教授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文中应用“互文与对话理论分析”，进于其中而又出于其外，既高度评述了《吴书》在明代进士地理分布上所做的大量开拓性与掘进性的工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吴书》在索引使用上的不当、明代巍科人物分布表的遗漏，并直抒了对《吴书》以官学和书院数量为地方教育指标、解额与进士中式率的质疑，最后认为早已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概念”对于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的影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黄丽峰教授的《科举世态与<李娃传>的思想走向》、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黄明光教授的《论〈国榷〉中科举进士史料的讹误类型及产生原因》分别运用“解构主义”和“新批评”的方法，论述了《李娃传》所折射的科举世态、《国榷》中科举进士资料讹误的订正等。
七、科举学分支领域研究
自1992年刘海峰教授明确提出建构“科举学”以来，科举学已成为一门拥有将近20年学科建设和发展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和“专门学问”，而《科举学导论》的出版则标志着“科举学”学科框架的基本确立。本次大会提交的部分论文，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新的分支领域和分支学科，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大厦”。
（1）断代科举制度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教授《宋代宗室应举制度述论》一文，选取了宋代科举片段中的宗室应举制度这个截面，首先考察了其创立过程及原因，重点考述了其运行概况，最后认为宗室应举与常科一样，起到了维护赵宋王朝统治的作用。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秘书长郭长海研究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姚虹云副编审论文《试论金代科举制度》，考述了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科举制度的确立，叙述了金代科举的程序、科目、主考官、考试监管和取士授官的情况，归纳了科举制对于金代及后世的四大影响。唐五代科举锁院制度（李芊）、宋代科举解额分配制度（穆朝庆）、北宋末年太学三舍法改革（胡永光）、宋代科举恩免制（沈小仙）、清入关前科举制度（廖晓晴）、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贺晓燕）、清代恩科乡试（宗韵、程小丽）等亦受到关注。
（2）元科举学研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冯用军博士生《跨学科视野的新科举学研究：概念、范畴与方法论》一文，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以元研究范式区分了“应科之学”与“研科之学”的异同，进一步阐述了现代科举学的概念体系、研究范畴和新的方法论的建构，是研究科举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尝试。
（3）科举地理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高教所姜传松博士论文《清代江西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明清比较的视角》，认为举人分布是重要的文化地理现象，是衡量科举时代区域文风的核心标准，并从府、县两个维度分别对明清江西举人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最后通过比较勾勒出清代江西举人地理分布的基本特征，即由严重不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化。辽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郭培贵等论文《明代广西进士人数及其地理分布考述》，考证了明代广西进士的人数为201名，并据此依照“以籍为定”的原则分析了他们在广西11个府的具体分布，指出明代广西进士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分布表现出前后低中间高的特点。
（4）科举心理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张学亮博士《明代科举士人群体应试心理探析》，指出整个科举考试环节都给应考士子带来情绪影响和心理压力，敏感脆弱的心理因素又转而影响到士人的应试心态，这一相互影响的结果，在科举士人备考、应试、试后等阶段中，都会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成为探究和把握这一群体应试心理的良好素材。广西师范学院陈小锦副教授的论文《考试情结——科举的千年回眸及其现代启示》，从心理学的情结理论论述了千年科举对于应试士子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非积极导向，科举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价值观对当今大规模考试选才模式有着深远影响。
（5）科举个案研究。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教授《坎坷的科举之路——柳堂个案研究》一文，利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考证了晚清收藏家柳堂中科举的曲折经历，进而折射了清代知识分子所生存的环境。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虹教授论文《从咸丰戊午科场案看顺天乡试案特点》，研究了这个清代最大的科场案及其主考官柏葰，据此归纳了顺天乡试案的几个特点，隐射了科举的不公。还有学者专题研究了中晚唐宰相子弟避试（吴在庆、李芊）、北宋榜眼（李裕民）、刘基（王敬松）、八股文（高明扬）、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张献忠）、清代孝廉方正科（张丹卉）、清代朝考（蒋金星）、1903年末科乡试（石焕霞、周慧梅）等科举个案。
（6）科举军事论。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明代前期殿试军事时务策》一文，以明代前期的殿试时务策为切入点，重点分析其中关于明代军事的策问，研究相关应试者的对策所具有的广博知识与人文底蕴，对于纠正以往人们对明代科举制度相对偏颇的认识有积极作用。辽宁师范大学郭培贵博士《明代辽东进士群体的历史贡献》一文，认为72名辽东进士，他们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特别论述到辽东进士出仕任官中有军事才能的群体，他们之所以大多表现出超凡的军事才能，关键在于他们皆籍属边地军卫，较为熟悉战事。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杨朝亮副教授论文《清代聊城地区文武科举述析》，简述了该地区文武科举的情况，分析了该地区文武科举状况形成的原因，发现文科举人数远低于武科举人数，这不仅为清代统治者选拔了大批军事人才，也促进了聊城民间的习武之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论文《宋初武臣子弟的应举入仕》，辨析了唐宋文科武举的差异，利用《宋史》、《东都事略》等史料，统计了公元977年至1040年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者，指出武举人在宋廷“崇文抑武”国策的大背景下发展并不顺利，据此认为这也是宋朝“武功”不竞的重大原因。
（7）科举与女性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男权环境中，女性不能参加科举是社会必然，虽是科举局限但也不必大加批判，更不能责怪古人制度设计不善。女性虽不能直接参加科举，但她们却与科举密切相关，女伴男装、状元驸马等文学化的科举描述屈指可数，女性在男性参加科举中的作用却不可抹杀，比如母亲、妻子等对举子的影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等《太平天国女科考释》一文，条分缕析了太平天国女科考试及其女状元傅善祥相关的9条史料，推论认为其系东王杨秀清选拔人才的一次考试而非正式开科取士，所以天平天国亦未举行女科，也没有诞生所谓的女状元。“二拍”中的婚恋现象与科举制度探析（张晓雪、胡凡）、唐代状元婚恋初探（周腊生）等会议论文在科举与女性关系探析方面亦做了新的尝试。另外，甘肃省委党校郭润强教授《考官、学政与清代考据学的发扬光大》涉及到科举与考据学的关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教授还专文论述了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即讲道以化科举，进一步推动了科举与书院的关系研究。
总体而言，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会员代表大学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预定的目标，是一次高水平、团结而积极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学术会议，10篇大会论文报告和90余篇分组学术论文讨论，均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既体现了科举研究“传承文化、古为今用”的特点，也成功地搭建了一个国内外科举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定期相互交流思想、探讨学术的高水平的专业平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反映了科举学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专家学者不减学术锐气，青年才俊亦各抒己见，科举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这里交汇，科举学已隐然展现出她作为“21世纪显学”的“轮廓”。缜密的考据、开阔的视野、新颖的观点在会间闪现，跨学科的新材料、新领域、新方法在会间交锋，正应了那句古语：“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乃发灵光。”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将有力地推动科举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促进跨国、跨专业的科举文化研究学术交流，从而早日建成“科举学大厦”，真正将“科举学”建设成为“21世纪的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