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废除论”：美丽的“曼陀罗”

姜传松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生）

　　由于与公众利害关系密切、社会影响面大，高考自建立伊始，就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下。围绕高考，人们臧否不一、聚讼纷纭。2007年3月，人大代表范谊抛出废除高考的议案，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高考在本质上是社会稀缺资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配置方式，它的存亡关系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笔者无意纠缠于范谊言论的细枝末节，而主要从社会宏观的历史大背景来考察高考的存废问题。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考试的发展史。从世袭制到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最后到今天的高考制度，考试制度演进的路径，遵循着一条由经济的效率性、政治的公平性和文化的先进性三位一体交织而成的规律。一种考试制度的优劣与否，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得到最好的权衡。

　　“‘血’而优则仕”的世袭制，其弊端自不待言。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开辟了一条多少凭真才实学受官进阶的新渠道。但是，“听取下情，实地调研”要求官员逐一对目标人选的才德状况进行考察，考察费用高，选拔人数少，缺乏规模效应。此外，它的主观性太强，极易受得人为干预，以致唯“权贵”是举，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和社会优质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科举制的建立，是中国考试文明发展的顶峰。诚然，由于体系庞大和程序复杂，科举制的建立费用和运行费用都相当高昂。但是，这种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所发挥的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了其平均费用，因此其投入产出比是最优的。尤为重要的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科举考试，其程序的公正性最大限度地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学而优则仕”的内在逻辑，彰显了考试制度的理性光辉，巩固了社会秩序，受到统治者与普通民众的普遍欢迎。

　　高考是继科举制之后又一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它在扬弃科举制的基础上，继承了其 “公开报考、公平竞争、择优取录”的精神内核。半个世纪以来，高考虽历经风雨，但是，无论是从经济的效率性、政治的公平性，还是从文化的先进性来考察，它都是当今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一项考试制度。

　　从经济学上看，和科举制度一样，高考的建立费用和运行费用都是相关庞大的。但是，由于它是一项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每年为高校输送大批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有保障的优秀后备人才。因而，高考与历史上的推荐入学制度、保送生制度和高校单独招考制度相比，其生均考试成本最低，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政治的角度看，作为一项公共制度，高考将公平和正义原则统一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中，以文化资本作为唯一标准，剔除了权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干预，从而为全体考生尤其是弱势群体子女公平竞争高等教育入场券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国家作为高考制度的供给者，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从而使社会的优质智力资源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中，促进了国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个人而言，满足求知欲和提升社会地位是其对高考最深切的心理期望。高考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之间，有效地实现了两者的平衡与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日益富强，社会稳定有序，高考功不可没。

　　从文化的视角看，高考以考试内容为载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素质的基本要求，保证了庞大的受高等教育群体相对均衡的文化素质水准。实践证明，大规模统一招生考试在这方面的优越性，是高校单独招考和推荐、保送入学制度所无可比拟的。

　　有人不禁要问：既然高考具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为什么还不时有人必欲除之后快？除了非理性的情绪化言论之外，我认为，民粹主义和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非正当诉求始终是高考必须面对的强大威胁。这两大势力的来源背景虽然隔如天壤，但它们潜藏的要求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取消高考对文化资本的刚性要求，而代之以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或纯世俗主义。

　　民粹主义对高考的冲击，在“文革”期间发展到了顶峰。“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的畸形逻辑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一度使高考走向覆亡的绝境。残酷的实践教训证明，废除高考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场梦魇，它直接导致当时高等教育系统的全面瘫痪、人才的急剧断层和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废除高考，“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而代之以部分或完全的推荐或保送入学，反映的则是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声音。为弥补或消除其子女在文化资本上可能或现实的劣势，他们竭尽所能，力图在考试中夹进主观因素，以便为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渗透其中开辟道路。如此这般，社会权贵子弟将轻易越过高考的屏障而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而广大中下阶层子女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子弟则将被大学拒之门外，他们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唯一管道也将被堵死，这将是对高考公正性的恣意戕害。历史上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以及近年的保送生制度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像，无一不是对上述情况的印证。

　　此外，废除高考还会带来极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府权威资本的流失。高考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进行着大量的探索与改革，从内容上看，有“3+X”改革、“3+小综合（大综合）”和“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命题的转变等；从形式上看，它包括实行“两次高考”、分省命题和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改革等。上述改革从总体上完善了高考制度，使其不断与时俱进，在社会民众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度。如果废除高考，那么国家和政府为设计、改革和维持高考制度所进行的一切投入都将成为不可挽回的沉没成本。同样，考生群体和社会相关部门为高考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付之东流。与此同时，建立一种新的考试制度，必将付出巨大的替代成本以及新旧制度过渡期的磨擦成本。再者，高考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强大的隐性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以高考为纽带，使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起稳固的、互惠互利的信任关系，这种“品牌效应”为国家、政府积累了雄厚的权威资本，它是国家极其珍贵的心理文化资源。一旦废除高考，打破政府——社会的契约关系，必将造成政府权威资本的急速流失。

　　高考选拔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它起着社会竞争和社会流动的“调节器”的功用。废除高考，等于掐断了社会流动的管道，势必造成社会阶层的僵化、固化和两极分化。没有更好的制度替代的情况下，骤然废除高考还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脱序和崩溃，从而使社会向游离态的动荡方向发展。清末废除科举所导致的社会分崩离析的败局，就是极好的反面教材。

　　不可否认，高考仍有诸多不足，尚待进一步改进。但是，瑕不掩瑜，从宏观的、全局的观点看，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高考是公平、正义、合理的。半个世纪以来，它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今天活跃在社会各条战线上的精英、骨干，几乎无一不与高考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高考以文化素质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剔除了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体现了考试的内在逻辑要求，保证了我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正因为如此，高考这种公正的选拔标准，往往成为民粹主义者和社会利益集团攻击的目标。

　　“两利相权取其重”，在当前高考制度总体上运作良好、成效显著的情况下，冒然废除高考，肯定是极不理性的行为。虽然如此，我们仍要警惕“高考废除论”，警惕那种肆意放大、歪曲高考不足的言论所具有危害性。因为，为废除高考而摇旗呐喊的人，始终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往往占据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容易博取社会的同情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高考废除论” 一旦主导舆论的话语权，进而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层，现行的高考制度就将面临被颠覆的危机。而那种不顾国情、横向移植他国的所谓新的招生考试制度，必将沦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利的工具。

　　废除高考的言论，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现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诱惑性。但它一旦大行其道，必然给整个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实际上，“废除高考论”是贴着“解药”标签的毒药，是墙头那迎风招展的美丽的“曼陀罗”。

注：曼陀罗，一种富有观赏性的草本植物，包括茎、花、叶和果实在内的全株都有剧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