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改”与“不改”　

张亚群

　　作为连接的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桥梁，作为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高考与国家、社会、个人利益息息相关。高考改什么，怎样改，如何评价其得失，这些问题涉及各级教育评价、考试管理与考试技术乃至社会公平与效率诸多层面，需慎谈慎行。

高考制度的自我演进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教育与历史渊源。美国现今最具影响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SAT，渊源于高校入学考试委员会（CEEB）1901年举办的高校统一入学考试（AT）。1926年，该机构正式推出了新的学习能力测验（SAT），1947年组建教育考试服务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承担高校统一入学考试的编制与实施。法国的大学招考制度——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创立更早，始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

　　我国高校统一招考制度建于1952年，晚于法、美，但其文化渊源可溯至科举时代。或许由此缘故，不少人谈到当代应试教育弊端时，多不假思索地将其归咎于科举考试的影响。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容易产生误导。1300年的科举考试，其负面影响仍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但我们不应将其扩大化、绝对化。历史上的科举利弊并存，其某些合理内核至今仍值得借鉴。科举废止百年后，我国存在的应试教育危机，与其说是科举影响的结果，不如说是现实各种教育矛盾、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

　　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应以史为鉴。我国考试选才制度虽然源远流长，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则为时尚短，并且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如果从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招生算起，迄今不过142年；若从《癸卯学制》的颁行算起，则只有102年。20世纪的中国高校招生考试，走过了从单独考试到统一考试的自然演化历程。

　　民国前期，高校实行单独举办招生考试。这种招考模式具有灵活多样性，有利于选拔一些真才实学者。如1922年卢冀野报考国立东南大学，虽然数学为零分但因国文满分，被破格录取。类似的情形在1929年臧克家考国立青岛大学、钱钟书考清华大学、1931年吴晗考清华时同样出现。这种破格录取为数虽少，但却显示了高校招生的自主权与灵活性；同时，它也与其学校性质和办学导向密切相关。吴晗以同样的考试结果，落选北大却为清华所特招，原因即在此。

　　另一方面，高校单独招考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尤其是对区域教育公平、学科结构的负面影响。以1923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为例， 来自26省的2484人考生，因成绩普遍较低，仅录取163人。录取者省籍分布失衡：最多者为直隶录取34人，其次为四川16人，最少为广西、贵州各1人，另有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等7省无一人录取。这种结果相较于今天高考招生区域不公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校单独招考助长了文科的畸形发展。193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有44167人，其中，法政、文哲、教育、商科占74.5%，工、理、医、农科仅占25.5%。此时，日本侵占东三省，进逼华北，民族危机加深。抗战需要大力发展工科、医科等实科人。因此，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推行高校计划招生，限制文科盲目发展。抗战全面爆发后，进一步加强了高校招生的计划性，1938-1940年国统区公立院校实行统一招考。这些举措基本扭转了专门人才学科结构不平衡的状况。

　　有人说，当今的高考改革目标就是要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完全由高校自主招考。这是不了解考试发展规律的主观愿望而已。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国高考制度既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亦非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伴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教育公平与考试效率的要求，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这与20世纪上半期美国高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发展如出一辙。

“西化”标准的认识误区

　　谈论高考改革，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与国际接轨”。有的人动辄以美国高校招考模式作为衡量标准，抨击和全盘否定现行统一高考制度，俨然把美国高校招考模式当作“国际惯例”。实际上，同是高校入学选拔，美、法、英、日、韩、澳、俄等国方法各不相同，不存在统一的招考模式。所谓招生考试“与国际接轨”，只不过是以“西化”标准评价中国高考改革的代名词。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曾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受西化影响，教育领域尤为明显。也有论者指出，中国学者在做近代以来的研究时多是肯定西方，否定自己；西方学者则是肯定自己，否定别人。一些人习惯以西方标准评价中国的文化、教育与考试制度，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到当今的《高考殇》，虽然议论的主题不同，但在否定本民族文化、教育传统上几乎一脉相承。作家舒云说：“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唯有考试‘野火烧不尽’。”她以文学笔调讨伐中国的高考制度，声称要将统一高考制度送进“坟墓”！（载《北京文学》2005年第10期）一位准备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在历数高考“罪状”后，对高考日期也要鸡蛋里边挑骨头：认为2006年6月6日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在西方3个6代表魔王撒旦”。（《北京文学》2006年第1期）西方价值观在中学生中的负面影响于此略见一斑。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全盘否定传统并不能带来现代化，只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模仿。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观念里，“6”是个吉祥数字，“六六大顺”；即使在西方人看来，“6”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数字，诺曼底战役不就是选择在6月6日吗？作为中国人何必唯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是瞻呢？教育现代化是在承传民族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换，考试制度改革亦然。近代以来，考试不仅在中国“野火烧不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莫不如此。当今世界，从驾驶执照颁发到宇航员选拔，都少不了考试。作为知识、能力能测量与人才评价的基本手段，考试的推广并不是落后的象征，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问题关键在于，考什么、怎样考以及考试结果的恰当使用。当晚清科举考试弊端加深，国人谋求改革考试制度之际，英、美等国从中国科举制度中认识到考试选才的合理性与现代价值，借鉴其公开公平竞争的考试文化精神，扬弃其考试内容，从而创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今天，就在某些人大肆“讨伐”统一高考的“罪行”时，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则破天荒地从行之数百年的高校单独招考转为国家统一考试。这项招考改革已经实行了六年，且统一招考范围逐年扩大。它发生在俄罗斯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属于高校的自行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中国高考制度的认同。在美国，ETS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考试机构和研究机构，拥有2700多名职员，在全美高等教育考试、基础教育考试市场，它分别占据了75%至85%、10%的份额。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高校也实行全国或分州统一招考。凡此说明，统一考试在高校选拔新生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言：“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没有高考，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还是照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北京文学》2006年第1期）

统一考试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高考改革既要结合时代要求，也需立足本国实际，而不是片面追求“与国际接轨”。经过近来的改革，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从保送生制度、考试科目设置的多样化，到分省命题、自主招生试点改革，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面日益扩大。当然，高考招生仍面临不少难题。只有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

　　高考无论怎样改，统一考试在高校招生的主导地位不可替代。这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众多，作为高等教育大国和招生考试大国，今年普通高考考生预计达1000万人。有人提议让一百所大学自行面向全国招考，由考生自行前来应考。这是不切实际的标新立异。面对如此众多的考生，任何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也无力举办单独招生考试。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高考改革不能齐步走、一刀切。我们无须为改革而改革，办“让人民满意的高考”，不应因经济条件剥夺多数考生的考试参与权和入学选择权。从民族文化传统来看，中美两国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也是制约高考改革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应从问题最突出而又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循序渐进。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求学者的升学愿望也发生变化。高考竞争从昔日单纯的“能够上大学”，转为“要上好大学、好专业”。为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考生的愿望，实行分层考试，适当分流，拓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切实改善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对于承担大众高等教育任务的地方院校，在毛入学率超过50%的省市，可逐步实行申请入学或由学校自行招考，增加考生与学校的选择性。

　　为缓解高考招生区域公平问题，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院校应统筹兼顾，改革不合理的招生指标分配。如中国政法大学，今年按各省（市、自治区）人口比例确定本科招生指标，同时充分考虑各省教育水平、考生数量的现状，进行“微调”。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当然，此举也需妥善解决省内中心城市与乡镇间的招生区域公平问题。

　　从高校招生改革目标来看，应逐步建立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高考评价体系，促进各级教育的健康发展。在考试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教育部考虑到新课改与高考可能产生的冲突，开始把高考权下放给部分地方政府。山东、广东、宁夏、海南四省在2007年的高考中，将根据本省改革的实际情况自行命题。但各省在高考命题中如何把握标准，保证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创立新的高考评价体系，不是在现行高考制度之外叠床架屋，或另起炉灶，而是改革和完善统一考试评价制度；增强高考的针对性，适时增加多元评价指标，同步进行配套改革，使高考这一教育测量手段在我国人才培育与选拔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