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的科举史观照
——考试存废的视角
郑若玲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倚重考试的国度，有着久远的考试历史，被尊为“考试的故乡”。尤其是存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因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古代中国的社会重心。不仅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深重影响，而且对古今中外各种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与借鉴。现代高考 作为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的大规模竞争性考试，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许多困惑与难题与科举有着惊人的相似，它甚至被比喻为“现代科举”。许多学者论及高考时，都不可避免要提及科举，更有一些成果直接对二者进行观照研究，而高考存废问题乃重中之重，并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议。这些论争既有激越之“攻”与冷静之“守”的巨大反差，也有唇枪舌战、笔锋墨利的“你来我往”，争得热闹纷呈，“打”得难舍难分。本文试从考试存废的视角梳理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旨在鉴古知今，并使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凸显。
一、激越之“攻”与冷静之“守”
关于高考的统独存废之争，早在这一制度建制之初便已生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考弊端日重，学界对高考存废的论争更加激烈。也许是千年科举给国人思想打下了太深的烙印，有些人在抨击高考时，往往把科举作为反面教材搬出来，“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类比，则可等量齐观，也应该加以废除。” 例如，有学者论及高考与创新精神的关系时，认为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使强盛的中华民族日益衰落，积弱成疾，最后病入膏肓，而高考与科举“并无大异”，使中国教育死水一潭，是扼杀人才、泯灭民族创造力的罪魁祸首，废除统考制“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 也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进行历史反思后说：“当我们回忆起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是以废除科举制为突破口时，也就会联想到今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彻底改革高考制度”，并且流露出对因“文革”期间采行的推荐制在实施过程中发生较大偏差而“导致文革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全面恢复”惋惜的情绪。 更有个别文学工作者以骇人的标题词汇如“地狱”、“罪恶”、“自杀”、“罪魁祸首”等来吸人眼球，指出自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惟有考试“野火烧不尽”，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对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是“炼狱”，并且“偷”走了国人的创造力，应尽早把高考“请进坟墓”。
对于考试的存废问题，相比于上述激越乃至愤慨的“凌厉攻势”，对教育与考试制度有较专深研究的学者们则“以静制动”，多发理性冷静之音。例如，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深诣于教育史的潘懋元教授，在厦门大学2005年9月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科举无论是在其存续期间或废止后，引发的争议史不绝出，中国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科举的废止不等于科举制度没有历史价值和某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教育遗产； 他还认为，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考试，由于禁锢不前，到近代成为文明进步的礁石而不得不废止，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需求与高等教育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统一、单一的高考制度变革也势在必行，但变革不能像百年前废止科举那样遽尔取消它，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逐渐完善。
对科举与高考均有精深研究并且首倡建立“科举学”的教育考试史专家刘海峰，则曾直接以《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为题撰文，在对科举和高考的性质、考试形式与作用影响等逐一进行异同比较，以及分别论析了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后指出：“科举与高考对教育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确有某些类似之处。但科举本身并不是什么坏制度，以往人们对科举的了解和认识不全面，不够客观。……以历史上废止科举的事例来作为当今废除高考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全面了解科举考试存废演变的历史，只能证明高考有其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 他认为，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以往人们将清末废科举的激烈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认为高考罪大恶极，必须废除。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都认为高考是现代中国社会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 此外，刘海峰在“坚持统一高考”的系列论文中，也一再旗帜鲜明地主张坚持统一高考，认为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废止，在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国情下，以统一高考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是最公平可行的办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观照研究，并殊途同归地提出维护高考的观点，例如认为：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高考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无论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 统一高考在演化过程中汲取了科举制之统考形式、公平选才、考试管理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对保障考试选才的公平公正性、维护弱势阶层和欠发达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等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高考是在扬弃科举制的基础上，继承了其公开、公平、择优等合理内核，无论从经济的效率性、政治的公平性或文化的先进性来考察，高考都是当今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考试制度，“废除高考论”是贴着“解药”标签的“毒药”； 高考沿袭了科举公平竞争的精神，并将之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高考指责为造成诸多教育问题如重智轻德、片面追求升学率、学业负担过重等的“罪魁祸首”是不能成立的； 科举受到考试以外太多因素的制约，把科举制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其本身是不公正的历史结论，科举的制度虽已消失，理念仍在延续，因为社会对“公平选拔人才”的需要永远不会消失，高考制度关乎全民利益，涉及国家根本，绝不可轻率地变更； 继承了科举先进要素如公平、择优等的高考制度虽有其弊端，但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主要的，对高考称赞也好，指责也罢，都应抱着为了更好地发挥高考的选拔与测评功能和对中学教育的正确导向功能的态度，而不是破旧立新，“不要在倒掉脏水之时把孩子也一起泼掉了”； 科举的历史充分说明，考试是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废除考试制度危害更大，当务之急不是废除高考，而是加大改革力度。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以科举之废论断高考当废”之人只是极少数，而主张“思科举之长改高考之短”的观点则俯拾即是，说明学界绝大多数对科举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冷静，对高考也是大体拥护的。例如有人认为，科举因制度而存，因内容而亡，观照科举考试内容对其制度存废的影响，于当今高考改革不无借镜； 高考与科举有类似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以妖魔化科举来妖魔化高考是不正确的，高校招生考试的一些做法如分地域招生、加分制度等不合理之处，均可从科举制度中得到启发予以改革； 科举已废，但它所体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公平、公正仍值得借鉴和继承，社会上改革高考的呼声很高，但公众的普遍认识是：高考改革是其自身的完善和进步，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公平正义是高考的根基和立足点； 主张统考者与主张废考者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高考能否兼顾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科举的历史考察和高考的现实论证均表明，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最终结局往往是公平优先，高校招考制度有关追求选才科学性的改革都必须在确保考试公平性的前提下进行，否则这项改革就很可能会失败。
此外，由于高考与科举一样都利弊显著，一部分人因此对高考抱有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许多高考的过来人，尤其是1977、1978级考生，对邓小平果断恢复中断已达11年之久的高考，鲜有不由衷感激和拥戴者，但也有人对“黑色七月”笼罩下的高考制度怀有切肤之痛，恨不能即刻“除之而后快”。假如真废止了高考，又会如何呢？恐怕不少人会发觉自己对高考其实是有着深深眷恋的。 有人说，高考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却给了每一个孩子同样做梦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种说法便为人们面对高考所产生的矛盾心态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也有人认为高考和科举一样，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作为当代新科举，高考承担了社会缓冲阀的功能，给底层精英以向上流动的指望，使社会“不至于崩溃”，高考制度是当今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满足了一般老百姓对“程序公正”的需求，而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但“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因此，高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是地狱，又是天堂”，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从这种跃然纸上的对高考“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隐约可见一种“恨铁不成钢”地对迫切改革之诉求。
二、唇枪之“来”与舌战之“往”
学界对考试存废问题的研究，不仅呈现出大量学者的“单打独斗”式，成果颇丰，而且出现了“打擂台”式的正面交锋或商榷，你来我往，热闹非凡，社会影响也随之弥散。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张“严进严出”的刘海峰与主张“宽进严出”的唐安国便针对高校招生考试的“宽进严出”问题进行过数番“笔战”，笔者在《“举国大考”何去何从》 一文中曾专门介绍过，此不赘述。此后，针对某文学工作者情绪化地片面强调高考的弊端，提出应将高考尽早“请进坟墓”，刘海峰直率地指出，“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他举出一个典型例子，即关于“高考并非计划经济产物”，是一个早在十多年前便已为教育界辨析清楚的问题，但到最近还不时有人说高考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既然中国已走向市场经济，统一高考这一计划经济的产物也就“可以休矣！” 以此例说明，由于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若不是在认真研究或全面思考的基础上，所言便可能脱离实际。他认为，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是人才选拔中的一个千古难题，历史上不绝于耳的科举存废之争即说明了这一点，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端，所谓“立法取士，不过如是”，但废止考试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只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并不是废止了高考，教育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果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了坟墓”，不久后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
此外，冯增俊针对郑若玲研究科举考试与教育的关系后所得出的启示“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反驳说，统考制度“强行要求全国数百万学生都按照一个步调受教育，都只能读同样的书……极大地扼杀了儿童创造性”，“以往那种以维护旧文化、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发展权利的选拔型的全国统考失去了最后的存在基础”。 对此，郑若玲又进行了反驳，认为统考制度的确存在一些缺陷，但说它强行要求学生“按照一个步调受教育”的观点有失偏颇，鉴于普通教育知识学习的基础性，从提高考试效率的角度看，与其说是统考制度强行要求学生读同样的书，不如说是考核范围的基本相同选择了统考；“扼杀创造性”的观点也以偏概全，即使在被认为是统一考试“最大受害者”的语文作文考试中，富有创造灵性的作文并不鲜见； 维护公平是高考制度存在的“立基”，在目前中国的国情下，确保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公平乃第一要义，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并未被动摇，我们不应贸然抛弃而应坚守现有的相对最科学、合理与公平的统考制度。
高考存废之争不仅局限于中国大陆的学者，客居海外的学人也加盟其中，使这一本来就颇为热闹的领域因增添了“域外色彩”而有新“看点”。旅美学者黄全愈近年来在国内关于高考的论争中表现活跃，在高度推崇美国“高考”的同时，认为中国“很不合理”的高考已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绝大多数人会同意取消高考”；高考这个“风向标”引导着中国教育“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取消高考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 云云。对此，孙东东、张亚群、郑若玲等都曾撰文提出不同看法，孙东东认为中美两国的教育资源、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都不相同，以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抨击我国的高考是一个高考认识的“误区”； 张亚群认为黄氏对中美考试功能与方法的解释以及对中美基础教育的评价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比较中美“高考”制度的得失，必须顾及二者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 针对黄氏提出的“要不要取消高考已经不是问题，而能不能取消高考才是人们举步不前的主要顾虑”，以及我们的社会和考试文化“仍在为落后的‘八股’、没落的高考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并且以百年前张之洞废科举的奏请，来隐喻废除高考的必要性等，郑若玲则指出“‘要不要取消高考’恰恰是关乎教育发展和考生利益的重大问题，高考既不是落后的‘八股’，也不是没落的制度，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虽同构但不同质，在二者之间随便画等号是不恰当的。……深思我们制度的利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建议，比一味地用他国的做法指责中国的考试制度，可能对改革高考更有助益。”
针对上述异议，黄全愈又撰文回应，说自己的核心观点没有被真正理解，论者“随心所欲，四处游击”，因而“争论不到点子上”，认为自己争论的不是要不要高考，而是认分还是认人亦即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等等，并逐一辩驳了上述几位学者对其观点的一些“误识”。 黄的回声又引发了张亚群更为锐利的“应答”，认为黄氏所言不过是“遁辞”，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什么‘教育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而是‘高考改革是以美国模式为本，还是以中国实际为本’的重大导向问题。”除一一“回击”黄氏针对自己前文所提异议外，张亚群强调，为高考改革建言“仅有善意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这些建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符合教育和考试演化的规律”，认为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必须结合国情。 有趣的是，这场以针对黄氏观点为开场的激烈“笔战”，最后的“斗士”却非黄氏本人，而是近年来不时“批判”高考的经济学人顾海兵。顾氏读了孙东东等人对黄全愈的异议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遂从“半路杀出”，针对异议逐一替黄氏作答，说“高考不是问题，统一高考是个问题”，认为孙东东所言的误区，非但不是误区，而且是正区，说“文革”取消高考造成后门成风“完全是一个伪问题”，甚至以取消统一强制婚检为“启示”来论断统一高考的“去向”，认为统一高考一日不改，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便一日不可能强大。此外，顾氏还以孙东东坚持统一高考的态度来“猜测”其“动机”是欲以此“保持与显示北大（孙东东乃北大教授，笔者注）的‘高考霸主’地位”！
三、余音
科举制度这一古代中国的“抡才大典”虽已废止百余年，但后人并未就此遗忘它。事实上，百年来的科举反思从未断绝过，乃至“为科举制平反”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思潮与趋势 ，科举百年祭的2005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科举年” 。作为现代中国的“举国大考”，高考在2007年迎来了建制55年、恢复30年，从年初到年末，各种媒体或在不同的时节、或以不同的篇幅聚焦于高考，以至于演绎出一种“集体性怀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2007年可谓中国的“高考年”。不仅是“集体性怀旧”，有关考试存废之争的各种观点表现出的激愤的抨击也好，坚定的维护也罢，冷静的思索也好，无奈的喟叹也罢，无不体现了高考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乃至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反映了考试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虽然“上大学”已基本上不是问题，作为高校招生主要途径的高考，本当越来越淡出民众的视野，但由于高考在担负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原始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教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项社会功能 ，换言之，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这项教育考试制度表象的背后，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使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相应地，高考重大的社会影响也不会在短期内弱化，存废之争必将继续。
作为一项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过的考试制度，科举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其对当代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由于古代科举性质复杂，现代各种考试制度差不多都能在其复杂多样的形式和性质中找到自己的雏形或粗坯，想要追溯自己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回到科举那里去，科举学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其实，不仅是存废问题，高考的其他问题如录取的区域公平、考试与教育的关系、考试科目与内容、考试防弊等，也都与科举的遭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均可从科举史中或寻得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或得到深刻的启发与借鉴，这将使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考试是一把人才选拔的“双刃剑”，也是我国存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一笔珍贵的制度文化遗产。笔者认为，这笔特殊的文化遗产需要学界以全面、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地评价、认识与改革之。如果“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异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显然，“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消灭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
本文发表于《科举学论丛》2007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