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考制度涉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乎全国莘莘学子的前途和命运，更影响到民族、国家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因而，高考每年都是一个吸引人们眼球的热门话题。2007年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年份——高考自恢复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我们考察高考在“文革”期间被废止，到“文革”结束后恢复三十年来的历程，分析其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及改革的迫切性，有助于今天高考改革的稳步推行。

一、高考：“十年之痛”

“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停止高考开始的，整个运动期间，“教育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1966年6月上旬，正当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她们认为现行升学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致信毛主席以及北京四中全体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正是在此类事件的推动下，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自1966年起，直到1976年，国务院废止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由于此招生办法只片面突出政治，不讲文化考查，致使高等教育质量空前下降，造成一个时期我国建设事业人才匮乏，贻误了一代人的培养与成长。“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邓小平为主题的电影《决裂》，其中情节的矛盾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标准问题。影片鼓吹的观点是：知识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负面因素，考核的标准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线”。影片主人公豪气冲天地举起自己的手，气壮山河地说：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和这个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时政治标准的象征。那时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搞民主评定、组织推荐、突出个人表现。但是为了上大学，很多干部子弟、关系户，很多文盲半文盲进入了大学，甚至一些人还得从小学的知识补课。而另一方面，很多优秀的人才却进不了大学。

“文革”期间，虽然主旋律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但由于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招生办法曾经做出过一些轻微的改动。1973年的高校招生本来打算略有改进，在推荐、选拔、强调政治的原则上加一点文化考查。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在全国成千上万渴望进大学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兴奋、多少期望。他们除了勤奋好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事来满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标准。但是，“四人帮”连这一点轻微的变动都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辽宁青年张铁生在文化考查时交白卷一事发难，把白卷先生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广大青年的学习和上进热情受到无情的嘲弄。上大学需要比较严格、全面的文化考查，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在那个年代关于高校的种种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和亲自指示的，任何变动，都涉及到是不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涉及到是不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这也为“四人帮”所以此而操纵。1975年，“四人帮”强令高校招生推行“三来三去”（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招生分配制度，造成许多专业没有学生来源；一些科研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新建单位人员得不到补充；边疆建设、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等急需人才无法调剂；“三来三去”使有些毕业生无法做到学以致用。

所幸的是，1976年10月，党中央有关领导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历了十年的阵痛，我国的高校招生考试离重见天日的时机已经不远了。

二、高考：“三十年之痒”

“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1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经过多天的讨论，当年9月30日，教育部终于拿出了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请示报告。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请示报告，认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为快出人才，早出成果，迅速改变教育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严重不适应的状况，各地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977年冬，在中断了11年后，统一高考的车轮重新启动。历史在不断前进，自恢复以来，高考的车轮已载着我们走过了三十年。如今，一切似乎都已和三十年前不同。三十年前，上大学是少数人的理想；今天，上大学已经是每个人的目标。三十年前，只有4.8%的考生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今天，有的城市中超过70%的考生可以进入大学殿堂。三十年前，上大学本身就是目的；今天，上大学已经只是一种手段。三十年前，高考改变的是考生的命运；今天，高考改变的只不过是考生的职业或工作。三十年前，上大学对考生来说是一种“最优选择”；今天，上大学对于考生来说已经成了“唯一选择”。

在这三十年中，与高考相关的改革就从未间断过，大家都希望通过不断地摸索，找到最理想的高考模式。在1977年，高考在被荒废了十多年后第一次面临“开科举考”，许许多多的人还真是手脚无措，合适的教材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久违了的读书习惯要想恢复也非易事。但是，考生的心情却是异常兴奋。没有合适的教材和以往的读书习惯，凭借以前学习的基础，很多人终于完成了一桩心愿——进入了久违的大学。

如果说1977年的高考是仓促上阵的话，那么从1978年开始，高考已步入正常轨道。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各个环节的改革层出不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此后，教育部开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尤其是在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第四条：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要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九十年代以后，高考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大。看上去，高考政策似乎每一年都在变化。在一系列的高考改革中，少数民族地区考生的降分优惠政策、部分省市的单独命题、高考模式的多样化改革、高考内容能力立意、春季招生、高考录取网络化、某些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高考时间变化、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等措施相继推出。综观近年来的高考改革，似乎可以认为，对高考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但这些“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道”，高考的筐里还是那些鸡蛋，有的只是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近年高考受到质疑，并非是高考欠缺科学性，相反，是高考的科学性不能体现出来。高考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重新认识、定位，所以造成高考限制了人才的假象，也造成高考催生了“考试机器”的假象。“废除高考说”完全否认高考的科学性，否认高考也能够与时俱进的属性，是一种激进、狭隘的认识。况且，将高考脱离当前教育现状来谈高考制度，都是不全面的言论，只有将高考放置在中国教育现状的大环境里，才能认识到高考面临的困境并非全都是高考本身的缺陷所致。高考需要改革才能体现科学性，与高考考试制度改革相应的还要有课程改革、录取模式改革等。

高校招生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因此，考察高考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综合的权衡。高考制度要改革，但改革必须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高校招生应该更科学，但绝不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高考在恢复以来的三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在很多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不足，似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格格不入。于是，高考的不足，就使得社会对它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要求全面改革高考，甚至有的要求废除高考。在教育体制没有改革到位、社会环境没有彻底改观的情况下，现在就要废除高考，似乎为时过早。提出废除高考的人，至今也没有提出比这更切实可行且有说服力的方案，而更多的只是些没有实用性的意气之言。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我国的高考必将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

三、高考：“未来之路”

在今天，改革已经成了高考的主旋律，呼吁废除全国统一高考、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或统一全国录取分数线，或改革高考单一录取标准，或增加考试次数等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高考虽然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但它在以考促学、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等方面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出一个能完全取代高考并明显优于高考的人才选拔制度。我们追求理想的选拔模式，但要正视现实的存在。缩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要循序渐进的，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必须逐步的、循序渐进地进行。只有当现实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逐渐接近理想。高考是目前最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尽管有许多弊端，但现在还不能完全舍弃，而应当对高考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完善。这样才能使之更好地促进公平，促进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就高考制度本身来说，应改变高考形式单一化的现状。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不同，有的要选拔学术型人才，有的要选拔应用型人才，单一化的高考模式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以后的改革，可以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一轮标准化考试，主要是对基础文化知识的考查。通过这一轮考试的考生再进入第二轮考试，参加所报考学校组织的考试。当然，第二轮考试并不一定是由各校单独组织，可以是同一类型的高校联合组织小范围的统一考试。在内容上，加强对能力的考查。这其中包括认识能力、判断能力、解决能力等，应该特别加大对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的整体性。高考改革不能单独进行，制约高考改革的因素如果没有改变，高考的改革也只是片面的改革。如果现行的教育制度、现行的用人机制、现行的政绩观、现行的工资制度不变，高考很难走出自身缺陷的步伐。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须是在对已有的旧制度的颠覆性革命上。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革命的彻底性，以及新制度出现的合理性和旧制度灭亡的必要性。积淀了历史的许多宝贵经验和智慧，高考制度走到了今天。时至今日，高考制度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改革高考制度，有必要持敬重谨慎的态度。“治大国，若烹小鲜”，由于高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高考改革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影响，不能不百倍地谨慎；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眼光与哲学思想的草率改革无济于事，反会损害高考的严肃与权威。统一的高考制度有弊端，但如果废止高考制度，则必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要维护人们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就不能取消高考，而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高考，充分肯定成绩，正视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时过境迁，我们当然不必拿三十年前的标尺来衡量今天的高考。在毛入学率超过15%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江河日下的时候，质疑高考存在的合理性似乎有了一定的现实考量，也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现实社会毕竟不是书斋，标新立异的学术思想更需要实践的检验。在相关制度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在目前国内普遍缺乏诚信的状态下，贸然取消以考试为主要标准的招生制度，对许多寒窗苦读的学生来说，可能会是一种灾难，这不仅会使旧的不公平难以完全消失，而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笔者不否认废除高考，可对目前日趋僵化的仅凭考试录取大学生的方式产生的偏颇是一种必要的纠偏及补偿，但这种方式若不严密，便会成为一种可以令少数人“设租”、“寻租”的机会，从而产生更大的不公平。因此，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在现阶段要不断改革、完善。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教育管理由集中向分散，向多元化、地方化发展，让学校和学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主张“建立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多样化选拔，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监督的考试制度”，并建立若干“区域性高考中心”，“统一为主，兼顾多样，统分结合”，以适应我国地区差异较大的国情，减少完全统一造成的区域间的不公平。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高考不可废，而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