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并非万恶之源 

刘海峰

　　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

　　高考是一个高利害、高风险的考试，也是一个长期受到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

　　高考还是一个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话题。又因为其利弊都十分显著，人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论说高考，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不能只凭一腔热情和激愤，还需要冷静和理性，否则所发言论就可能变得情绪化。抓住高考的弊端，对高考大加批判，号召废除高考，出发点虽很好，也可以警醒社会，但无法解决问题。

　　由于高考改革十分复杂，若不是在认真研究或全面思考的基础上，所言便可能脱离实际。典型的例子如，关于高考并非计划经济的产物的问题，十年前在教育学界早已辨析清楚，但最近还不时有一些论者说“高考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既然中国已走向市场经济，就应该废除统一高考。他们不清楚日本、韩国、台湾甚至美国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早都在采用统一考试，只是统考分数在录取时权重不同而已。而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却从未实行统一高考，倒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的俄国，最近几年也走上了统一高考的道路。统一考试方式越来越为许多国家采用，主要是因为具有公平、高效、经济和具有可比性的优点。

　　又如，提出高考以水平考试代替选拔性考试，也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社会大众最希望扩招的是名牌大学。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可能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建国初期高小毕业生在一些地方可能当干部，现在连大专毕业生都不易就业。当大家都能进重点大学读书时，也就无所谓重点大学了。物以稀为贵，名牌大学永远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社会的自组织规律迟早会起作用，高等学校自身和社会大众总是会区分出大学的层次来，这就像现在大学中教授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实际上又以终身教授、特聘教授、重要岗位津贴的等第将教授再分出三六九等来一样。即使顶尖大学培养的人才有所增加，但终究有限。既然多数学生都希望就读名牌大学，这些大学的招考就一定是竞争性的，尽管你可以称申请美国大学的托福考试或SAT是水平性考试，但只有高分才能进好的大学或获得奖学金，实际上也一样具有选拔性质。

　　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一些人主张废科举以革除应试的弊端。甚至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立法取士，不过如是”。

　　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两利相权取其重者，两害相权取其轻者。统一高考确有诸多的局限和弊端，特别是实行多年之后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愈加显露，因此多年来两岸都尝试以其他招生方式来代替，但大陆废止统一考试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推荐保送办法一再出现异化，台湾多元入学制度改革出现许多问题，并合并一度实行的申请入学方式，皆说明由于文化环境不同，在欧美一些国家行得通的大学招考办法，在两岸却不一定能够顺利推行。如果说高考是一种罪恶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必须的罪恶”，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现在一谈到高考制度，很多人总是强调高考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的确，这种高考制度导致应试教育的问题确实很大，但也不要把高考说得一无是处。现在的高考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也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社会功能。恢复高考29年来，高考在促进中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我国近二十余年来的经济腾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统一高考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宜废止。

　　既要破坏，更要建设。“将高考送进坟墓”之后，中国的大学要用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选拔新生？《高考殇》的作者没有回答。相信也很难有灵丹妙药。美国式的招考办法固然很好，但在中国不可行。而理论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实际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在当代中国，凡是竞争激烈的地方几乎都是人情与关系最想介入的地方。而大学招生是教育界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如何防止人情与关系的干扰便成为招生考试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子女升学通常是一个家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只要有托关系的可能，很少有中国人会不加以利用。每到大学招生季节，许多家庭往往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自己子女的升学问题奔走联系，希望能够为其争取尽量可能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各大学单独招生、面试或采用中学成绩作为大学录取新生的依据，很容易受到人情的困扰。

　　过去我们也曾多次尝试改变主要依靠考试分数决定升学的做法，如实行推荐制度或保送方式，但都因无法抵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无法有效防范弄虚作假而告失败或缩减。而采用教考分离的统一考试成绩，人情与关系基本上无法介入，因此为了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防止人情关说，避免因诚信缺失造成弄虚作假的弊端，保证大学招生的质量，用一种相对公平的办法来选拔录取大学新生，不得不采用统一考试的方式来排除人情的困扰。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许多想走后门和弄虚作假的成年人，逼得我们的少年儿童只好在高考的重压下学习和生活，是大人的过要小孩去受。

　　要解决或减少高考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不断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但不应企望取消高考制度。要想再回头去找推荐举送制度的办法，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比高考制度更多更严重的弊病。高校招生考试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公平选才与全面考核之间往往难以兼顾，在以分取人与舞弊不公这对矛盾之间，人们往往宁愿公平竞争而接受艰苦的考试，而不愿接受理论上全面考核实际上容易为特权把持的推荐。在有关高考存废问题的争论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主张彻底改革高考制度或主张废止高考的人，往往只看到高考的消极面，却很少考虑到废止高考后的替代办法是否会出现比实行高考更大的弊端，有的人激烈反对标准化考试，甚至提出语文高考就专考一篇作文以便真实地考察学生的语文水平，他们忘了以往对作文这类主观题的评分误差很难控制曾进行激烈抨击，指出误差10几分是“草菅人命”。

　　高校招生考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问题很多，改革难度也很大，不存在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招考办法。1998年1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台湾与大陆学者皆感到大学招生考试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关节点，甚至认为如果谁能解决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中的一系列难题，应该得到教育的“诺贝尔奖”。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一些人对高考的看法很类似于1966年人们对高考的看法。文革前夕，很多人确实觉得高考应该废除——许多高中生在废高考后也真正觉得相当喜悦轻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定思痛，人们终于觉悟，其实中国社会还是离不开高考。竞争性考试就是这么奇怪，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会产生许多应试的弊端，当你身处其中时，会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巴不得解脱出来。可是当你挣脱考试的锁链以后，往往会发现连同公平竞争的机会一同失去了。当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环境之后，你可能变得很怀念过去那么痛恨的考试制度了，文革前后“老三届”中学生对高考的看法转变便是这样。

　　总之，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没有高考，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还照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竞争加剧，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不要以为只要废止了高考制度，许多教育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若不以考试这种具有刚性标准的办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那么，应试的弊端解决了，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却浮现了。因此，我认为，如果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也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

　　刊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1期，12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