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大考”何去何从

——高考存废争议述论及改革价值取向

郑 若 玲

摘 要：高考的存废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议。虽然历次争议的原因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争议的结果都是仍然采行以统一高考为主的办法，并带动统一高考不断革新。高考因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而承载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当社会矛盾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便将矛头指向高考。高考既要与时俱进地积极改革，又要秉持“稳中求变”的原则，这也是高考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关键词：高考存废；高考改革；价值取向

Where doe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o from here?

——Review on Discuss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Its Reform Direction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been happened in academe for many times. The reason and emphasis are different every time though, the result is always taking united examinations. Sinc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political and social function as well as education function, people always tend to blame examination when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n not be solved well. We thin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reform positively so that can response well to the social chang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form should be gradual.

Key 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mination reform, reform tropism

在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如果说有什么能牵动社会各界和各层民众的，非高考莫属。民调显示，高考已成“举国大考”，以致每年高考前后会出现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①]尽管高考只是一种为高校选拔新生的手段，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几乎每项大大小小的改革，都会引起部分利益相关群体乃至与之无关的普通民众的密切关注。而在所有的聚焦与关注中，高考的存废无疑是重中之重，并因此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议。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升学考试，高考为什么会成为如此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高考这一“举国大考”的命运该何去何从？了解这些争论的来龙去脉，分析高考成为社会矛盾聚焦的原因，以及探讨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既是研究高考与社会关系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又是直接关乎高考如何改革乃至高考这一“举国大考”命运走向的实践问题。

一、存废论争回顾

从1952年建制以来，关于高考的统独存废之争，一直未曾断绝过，比较集中且社会影响较大的争论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时期，虽然历次争议的原因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争议的结果都是仍然采行以统一高考为主的办法，并带动统一高考不断革新。

（一）20世纪50年代

建制之初的高考，由于身兼为高校选拔新生和为国家培养后备干部两职，“统一性”非常强，国家不仅对招生名额进行严格控制，而且对招考各环节均作了统一规定。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只是一个职能执行机构，高校和考生更是毫无自主性。由于早期高考存在统得过多，对学校、系科、考生特点体现不够的缺点，“从1953至1957年，几乎每年招生前都开展一场‘统一招生好，还是单独招生好’的争论。”[②]

1956年12月，针对统一高考存在的一些缺点，高等教育部曾委托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辽宁、陕西等省市的高教局、教育厅等单位，召集有关高等学校进行座谈，讨论1957年高等学校招生是否应由全国统一招生过渡到联合或单独招生的问题，最后形成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一些高校赞成采取联合或单独招生的办法，认为统一招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如：不能充分照顾考生的志愿和考虑学校的要求，由于过于集中，在工作上产生了招生机构的组织工作难做、录取分配不能深入细致等困难或缺点。另一些高校则认为，联合或单独招生是方向，但具体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贸然采取，而且统一招生也有诸多好处，主张在制定一些改进措施的情况下，仍维持全国统一招生的办法。还有部分高校的意见则介乎前二者之间，认为全国统一招生过于集中，弊病很多，主张取消大区一级的招生机构，实行以省市为范围的统一招生，既可以保持全国统一招生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克服统一招生因过于集中而产生的缺点。

基于座谈会的讨论结果，高等教育部最后决定，1957年的招生工作，基本上仍采用统一招生的办法，同时，针对统一招生存在的缺点，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③]1959年以后，便不再出现统考与单考孰优孰劣的争论了。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高考存废之争又开始在学界出现。1995年，刘海峰发表了《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一文，认为高校招生不宜废统考，更不能“宽进严出”。该文得到唐安国的热烈回应，并发表了题为《改革是向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刘海峰同志商榷》一文，由此引发了教育研究界一场关于高校招生“宽进严出”的争鸣。

刘海峰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托关系、走后门的裙带风盛行不衰，“宽进严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很难实行，勉强推行“宽进”，很可能导致“宽出”，高校招生考试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最好的办法还是实行统一考试。[④]唐安国则认为，“宽进严出”是高教系统摆脱计划管理模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难得机会，在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完全可以先行试验。[⑤]

“刘唐之争”爆发后，又陆续出现了其他学者针对此问题的争鸣与商榷。例如李均认为，“在我国高校推行宽进严出，既不符合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关系规律，又不符合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内部关系规律。”[⑥]对此，李萍提出商榷观点认为，在我国部分地区和部分高校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内外部条件已经成熟，这一模式的试行会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⑦]此外，张应强也直接针对唐安国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宽进严出”至少在我国（或局部地区）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并不存在所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宽进严出”要抱审慎的态度。[⑧]总的看来，赞成者少，反对者多。到90年代后期，“宽进严出”之争遂告一段落。

（三）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

整个20世纪90年代，关于高考的争论似乎一直没有停息过。紧接“宽进严出”之争其后的，是一场主要发生在90年代后期并延续至今的关于统一高考存废的争论。与20世纪50年代由教育主管部门发起的自上而下的高校招考“统独”讨论，以及90年代中期“宽进严出”之争出现正面交锋有所不同的是，这一关于统一高考存废的争论，主要由民间学者自发进行，而且始终未见正面的交锋。尽管如此，论争的激烈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前二者，争议的理论深度也更甚。

这一时期，对高考素有深入研究的刘海峰，先后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的论文，表达其坚决维护统一高考的态度和观点。他认为，统一高考不仅公平、公正、公开，可比性强，而且节省人力财力物力，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有其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⑨]雷颐也呼吁要维护统一高考和考试公平，认为只有考试和分数才为占社会绝大多数之权钱皆无的“寒门庶族”享受优质教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⑩]他甚至认为某些人想以“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是“吃错了药”。[11]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统一高考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高考给我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是“福音”；尽管高考尚不完善，但它为优秀人材多受教育、受好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有什么比高考更纯洁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12]等等。

另一方面，主张废除统一高考的观点也十分尖锐。孙绍振在 “痛诉”了统一高考体制之弊后，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这样的改革“对于后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13]顾海兵则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它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应该被废止。[14]旅美学者黄全愈也批判说，我们的社会和考试文化，“仍在为落后的‘八股’、没落的高考推波助澜、摇旗呐喊”，黄还以百年前张之洞废科举的奏请，来隐喻废除高考的必要性。[15]

概言之，20世纪90年代后期关于高考存废的争论不仅火药味极浓，而且社会影响颇大。同样的“功德无量”，同样的“市场经济竞争原则”，出现在坚持和废除统一高考两派观点中，争论之激烈、观点之对立由此可见一斑。而海外学者的关注与参与，则反映出其影响之大之广泛。笔者认为，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机会，正是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可见统一高考存在的根基并未被动摇。对于统一高考这一适应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招生制度，在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替代办法之前，若置高考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于不顾，轻言废止乃至轻率行废，可能会造成比现有弊端严重得多的问题。

（四）21世纪初

2001年，教育部在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江苏省三所高校试行了“自主招生录取”改革。2006年试点高校已有53所。此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由于是对长期以来以高考分数为唯一依据（保送生和特长生的招生除外）录取机制的挑战，出台后引起高校、中学、考生及其家长等各方密切关注，也引发了教育界关于自主招生的不少争论。

赞成者认为，只有不断加大自主招生力度，才有可能让更多有培养潜能的学生走进大学校门；自主招生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了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了对考生的能力、素质的考查，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挖掘高校办学潜力，提高办学效益。[16]当然，赞成者对自主招生中可能出现的公平和诚信等问题也存在顾虑。在大多数人对自主招生改革方案叫好的同时，也不乏质疑者，认为自主招生有可能是对公平选才的一次严重冲击，经济原因已造成城市和发达地区学生的录取比例明显提高，抑制了低收入阶层子女从高等教育获益的可能性。[17]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自主招生的一种方式，2006年四月初由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院校试行的“面试招生”，甫一出现便引发了社会大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与争议兴趣，有人将其誉为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有人则感慨其乃“中国最后一道公平防线的失守”。[18]

毫无疑问，上海这两所高校实行的“面试招生”试点有其积极意义，不仅进一步突破了以往的“统考”模式，而且向整个社会传达了一种全新的多元选材标准。这种信息将通过录取“指挥棒”作用，直接影响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观念和素质教育。笔者认为，“面试招生”作为高考多元化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其局限性得以尽量克服，还是值得继续试行的。但它不应向公众传递一种错误信息，即让他们误以为“面试”是唯一的取人标准，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将误导中小学教育。事实上，此次自主选拔虽与高考脱节，但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仍是主要的选拔标准，面试只是若干录取标准之一。就是在美国这种实行典型多元化招生的国家，面试也并非入学的必要条件，没有得到面试机会并不会在入学竞争中处于不利。

二、“不堪重负”的高考及其改革取向

从建制发展至今，高考的规模迅速扩大，1952年仅5.9万考生，1998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已达320万，2004年猛增到723万，2005年又增至867万考生，2006年报名人数更达950万之多。短短五十几年，报考规模就增加了160倍！如此大规模的考试，由于牵涉面极广，引发激烈争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现实中，许多人除了诟病高考自身的弊端外，还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高考头上。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高考会成为众多社会矛盾的聚焦？高考是否承受着“替人受过”的不公正对待？面对责难的是与非，高考又该何去何从？

（一）“不堪重负”的高考

由于历史原因，1952年创建的统一高考制度也成为国家培养建设干部的重要途径。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计划的关键。大学毕业生也因此享有“准干部”的优越身份和“铁饭碗”的社会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才市场建立，以及高等教育领域实行“双包”（包上学、包分配）变“双自”（自费上学、自主择业）改革，高考培养国家后备干部的职责方得以改变，大学毕业生“准干部”身份遂被破除，大学毕业生的“铁饭碗”也被打破。但由于人才市场发育不完善，人才市场仍存在“唯学历是论”现象，且“人才高消费”一直热度不减。此外，高考还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社会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高考只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但其背后亦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这一切，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

而高考所承载的这种巨大的社会责任，又使其竞争异常激烈。先是人人争过高考“独木桥”，都想挤进大学校门，1998年实行扩招政策后，在争挤大学校门的同时，人们又开始向“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发起冲击。同样，无论人们是渴望“上大学”抑或追逐“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问题，但高考激烈竞争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文化上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等传统观念仍充盈于现代人的头脑，而中国古代所谓的“读书”即相当于现代的“读大学”；从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上看，赢得高考竞争所带来的人生际遇也是古代中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现代版。

当高等教育仍属于社会的稀缺资源时，高考的“一分之差”，可能导致“一个上天，一个入地”，也可能决定一个人“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考上大学即是端上了“铁饭碗”，意味着一生有了保障。虽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铁饭碗”已被无情地打破，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仍是一个人跻身“白领阶层”的唯一通行证。这说明，高考就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的“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要言之，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只要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存在，高考的竞争就只可能减缓而不可能完全消除。[19]

由于高考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社会责任，当社会矛盾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便将矛头指向高考。于是，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被放置在“社会”这个显微镜下，任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若干倍，甚至是周围社会的污点，也被位移到高考身上。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在谈到人们反对考试的根据和手法时，曾打过非常精彩的比喻：“反对考试还有更隐蔽和诡异的手法。其中之一是把滥用考试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强加于考试，如说考试造成负担重、体质下降等。……其中之二是把形形色色的‘模拟考试’的种种丑闻硬加在正规考试的身上。……据说有一种‘甩鼻涕战术’，即把自己的鼻涕甩到对方身上，以此证明对方‘脏’。上述种种不是有点像吗！反对考试，还有一种手法，就是把本不该由它解决的问题强加于它；由于这些问题没解决，而说这些是考试的弊病。”[20]高考所承受的非议正是如此。高考因激烈竞争所招致的同样激烈的社会批评其实是“替人受过”，并因此一直承受着不公正对待。

（二）改革的价值取向

尽管很多针对高考的责难缺乏理性，但高考存在诸多弊端却也毋庸讳言，我们必须正视并深入分析之。对待高考理性的态度不应是动辄言废，而应是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异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消灭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21]

那么，作为中国社会的“举国大考”，高考在宏观制度上应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庸》开篇即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强调的“中庸”是指行为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足，并将之视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虽然“中庸”主要被儒家用于“修齐治平”上，但笔者以为，将其作为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同样适合。

无论是高考的改革历程，还是高考改革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之矛盾冲突及其“两难选择”，抑或关乎高考的利弊存废之争，以及高考的“替人受过”，无不显示着高考改革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尽管它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测度人才的方式。高考在测度功能之外所兼具的许多其它功能特别是其社会功能，其实是被强行赋予的，高考也因之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和无谓的责难。但在目前尚无更好的选拔制度替代之前，高考将继续扮演着聚焦社会矛盾的角色。具体而言，高考作为目前我国最重要的大规模教育考试制度，每年的考生达数百万乃至近千万之众，高考的任何一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数百万考生及其家庭的利益。即使是一个省的改革不当，也会影响到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对高考这样一项有巨大难度和重大影响的考试制度，若只注意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或轻言废除之，或为改革而改革，则很可能造成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巨大震荡，进而危害国家安定、阻碍社会发展。因此，高考作为连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座桥梁，作为具有强大社会导向功能和重大社会影响的考试制度，其改革注定是复杂而艰巨的。

由于高考改革牵涉面极广，社会影响巨大，更由于高考改革面临一系列两难，且要兼顾各端，对其进行任何一项哪怕是细微的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从这一意义上说，将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指向“中庸之道”是较为理性的，既要与时俱进地积极改革，又要秉持“稳中求变”的原则。必须指出的是，高考改革采取“中庸”的态度，并非哼哈马虎，没有个性，也不是无关痛痒，应付了事，为改革而改革，而是圆润周详，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原则，避免颠覆性的急风骤雨式的改革。频繁改制也同样不可取，这样可能使人们无所适从，也会破坏制度培育和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相对稳定的“土壤环境”。《老子》第六十章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此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国家之事不能撒手不管，即要“烹”鱼；二是治国要慎重与稳定，除去随意性，国家政令不宜朝令暮改，云翻雨覆，而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犹如烹制小鱼时不要任意翻搅，否则就会将“小鲜”给翻烂，反倒失却“烹鱼”的意义。窃以为，此言用于深兼数“职”的“不单纯”的高考制度之改革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千年，高考将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来自其所处的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也来自其对于自身传统束缚的挣脱惯性。这些压力将推动着高考不断向前。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高考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考试作为检测人才的手段，具有恒久的价值。而且，悠久的考试历史制造了中国社会至今解不开的“考试情结”，高考期间几乎成为“高考节”，民众对其它各种社会考试的热情也在持续上升，说明考试具有长久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改革，则是高考这一“举国大考”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原文发表于《招生考试研究》2007年第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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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奕晗.《民调显示高考已成举国大考》[N]. 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4日。

[②] 杨学为.《高考四十年（一）》[J]. 中国考试，1997，（1）：P6-11.

[③] 以上讨论详细过程请参阅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P227-234，P243-244.

[④]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J]. 上海高教研究，1995，（3）：P41-44.

[⑤] 唐安国.《改革是向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刘海峰同志商榷》[J]. 上海高教研究，1995，（5）：P47-50.

[⑥] 李均.《“宽进严出论”质疑》[J]. 高等教育研究（湘潭大学），1995，（4）：P5-6.

[⑦] 李萍.《宽进严出：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兼与李均先生商榷》[J]. 中国电力教育，1996，（3）：P6-10.

[⑧] 张应强.《“宽进严出”论评析——与唐安国同志商榷》[J]. 中国电力教育，1996，（4）：P23-26.

[⑨] 详情请参阅其论文：《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J]. 上海高教研究，1997，（5）：P44-46；《高考并非“一试定终身”》[J]. 高等教育研究，1997，（5）：P55-59；《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三论坚持统一高考》[J]. 高等教育研究，1998，（2）：P66-70；《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J]. 高等教育研究，2000，（2）：P39-42.

[⑩] 雷颐：《教育与社会》，《中国教师》2004年第2期，第5-8页。

[11] 雷颐.《珍惜考试》[J]. 大学生，1997，（10）：P24-25.

[12] 黄光扬.《高考给我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是福音》[J]. 中外教育，1997，（3）：P7-8、P16；瞿葆奎、熊川武.《论解读教育——兼论导致我国大陆“零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不在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P13-17；顾卫临.《高考：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吗》[J]. 瞭望，1997年5月19日第20期，P40-41.

[13] 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 艺术·生活，1998，（6）：P8-13.

[14] 顾海兵.《中国高考制度批判：计划经济式的考试可以休矣》[J]. 中国改革，2001，（10）：P12-14.

[15] 黄全愈.《“高考”在美国：旅美教育学专家眼里的中美“高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P14、P156.

[16] 周大平.《高校自主招生如何突破》[J]. 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4月26日第17期，P56-57；姚金琢.《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J]. 中国高教研究，2003，（7）：P34-35.

[17] 庞守兴.《质疑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方案》[J]. 教育发展研究，2003，（10）：P26-28.

[18] 详情请查阅http://china.ynet.com/cn/view.jsp?oid=8444565和http://auto.jschina.com.cn/gb/jschina/edu/node6418/userobject1ai1223697.html等网站相关内容。

[19] 杨学为.《高考改革与国情》[J]. 求是，1999，（5）：P32-35.

[20] 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06.

[21]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编：《美日法人才选拔与考试方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